先秦时期
武汉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8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东湖放鹰台遗址即属距今5000～6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类型。黄陂区境内的张西湾城址为武汉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距今4000多年，兴建于石家河文化早期。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郊滠口境内，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商代前期古城遗址，距今已有3500多年历史，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也是迄今中国发现且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古城。春秋战国时期，以荆山为据点，武汉地区成为楚国兴起的军事和经济中心。
秦汉时期
西汉时期，武昌为樊哙封地，樊哙孙樊建将樊哙墓迁葬于江夏灵泉山下，从汉代起，樊、李、杜、张、沈、曾、董、邹八大家官府隐逸之士迁此隐居，形成灵泉古市，“形胜甲于一邑”。东汉末年，在今汉阳月湖附近筑却月城，是武汉历史上第一座军事城堡功能的城池，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御敌作用，是训练水军的重要基地，也是“导财运货，懋迁有无”(蔡邕《汉津赋》)的一大港市。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年)，孙权在黄鹄山(今蛇山)近江处修筑夏口城，在夏口城内黄鹄矶处修筑了望楼，取名黄鹤楼。西晋末到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南迁，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武汉地区，使武汉地区的冶炼、制瓷、造船、纺织和贸易都有较大发展。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王琳在郢州城立萧庄为皇帝，武汉第一次成为首都。
隋唐时期
隋开皇大业二年(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这一地名开始出现。至此，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初步确立了双城格局，成为长江流域商业重镇和东南贡赋转运中心。自唐以来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是长江商船集散的中心，有“东南巨镇”之誉。唐广德元年(763年)，特授侍御史穆甯为鄂州刺史兼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以总东南贡赋，此举拓展了武昌城的港口功能，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唐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元时期
宋代，江夏的制瓷业尤为发达，当代发掘武昌东南宋代22座瓷窑群，其中以青白瓷(影青瓷)最具特色。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驻军鄂州(今武昌)，使武昌成为全国水师基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武汉首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徐寿辉建立天完政权，迁都汉阳，年号太平;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陈友谅迁都武昌，次年，陈友谅战亡，陈理在武昌继位，陈友谅葬于蛇山之麓。
明朝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桢受封楚王;次年，江夏侯周德兴在武昌高观山(今蛇山)南侧建楚王府，历时9年竣工，东西宽2里，南北长4里，占地8平方里，相当于当年的半个武昌城，是长江流域规模最为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正德元年(1506年)，汉口被定为漕粮交兑口岸，后又诏准衡、永、荆、岳及长沙等地的漕粮全在汉口交兑，汉口由此而成为湖广漕粮储存、转运的中心。水运之便促使汉口商业及转口贸易日益繁盛，万历时汉口镇(商业中心)与景德镇(瓷器)、佛山镇(手工业)、朱仙镇(版画)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当时汉口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成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港口。故有“货到汉口活”一说，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吴琪诗)状其景，享有“楚中第一繁盛处”美誉。
清朝
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清初至清中期，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 出现，源头就在汉口，汉口茶叶出口额居全球第一，国内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则占国内茶叶出口总量的60%，汉口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和世界茶叶贸易之都。1858年8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增辟汉口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20日，勘定租界地458亩，次日签订租约，是为汉口开外国租界之始。此后，先后开辟了德、俄、法、日五国租界，汉口开始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都会的转型，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外商经营长江航运和茶叶等农产品出口业务，汉口的对外贸易与上海并驾齐驱。1889年8月8日，清廷调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在其主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在汉阳，创建了以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为代表的我国最早的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基地，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武昌，建成了以“布纱丝麻”四局为代表的民族轻纺工业基地湖北织布局，并开近代教育先河，大力兴办自强学堂、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在汉口，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后湖长堤，将汉口的面积扩大了几十倍，使汉口真正变成了“大汉口”。在其督鄂的18年里，奠定了武汉门类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使武汉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经济地位成为中国内地的首要经济中心而名闻中外。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居全国第二。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和工商业都会，形成“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之势。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中写到“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从此，“东方芝加哥”名扬四海，成为人们对武汉的流行印象。
中华民国早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宣布脱离清朝，成立中华民国，建立武昌起义军政府，武汉成为革命中心。10月18日，革命军和清军在汉口、汉阳爆发阳夏战争。1912年4月，孙中山访武昌，对武汉给予了“武汉一呼，天下回应”和“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的评价。1923年2月7日，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大罢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武汉对外贸易额42年位居全国第二，18年位居第三。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国民政府时期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汉口开始办公，外交、财政、交通、司法4部开始行使职权，将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首都，2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开始运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正式设立。1937年11～12月，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时的武汉“处天下之中，依今天的形势看来，隐然亦俨然的为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托”(叶剑英《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周恩来在《辛亥、北伐与抗战》中指出“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12月25日，新四军武汉军部即新四军第一个军部诞生。1949年5月17日，武汉三镇全部解放。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合武昌市、汉口市和汉阳县为武汉市，由中央直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设立的首个直辖市。
新中国时期
1951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确定武汉为对外贸易口岸，武汉成为中南、西南乃至西北数省的对外贸易视窗。1982年10月，成为对外开放地区。1984年5月21日，国务院批准武汉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即计划单列市)。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谈话”第一站来到武昌。4月，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汉柜)建立，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国债现货交易市场及最大的资金拆借中心。5月，被批准成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其后，武汉在旧有的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被认为在全国经济中起着“龙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