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空姐遇害事件发生3个月后，滴滴顺风车再次发生命案。8月24日，浙江乐清的一名年轻女性乘坐滴滴顺风车遭司机杀害，立刻引发舆论的盛怒。公众的愤怒既针对犯罪者的残忍，也发自对该事件本应有机会避免和补救的惋惜。相对于警方在案发14小时内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滴滴公司的种种做法和反应则难以让人接受。正如其官方致歉声明所说，该公司作为平台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迄今披露的信息看，滴滴至少在五个方面负有责任。其一，郑州空姐遇害事件发生后，滴滴承诺对快车和顺风车业务开展整改，但从此次事件看，滴滴的整改只针对当时关注的用户信息泄露问题，并未改变应对此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其二，其安全审核并未发现犯罪者所使用的伪造车牌。其三，有用户在事发前一天曾向滴滴举报该司机意图不轨，但未得到滴滴公司的重视和反应。其四，在受害者向亲友求助后，滴滴公司并未配合提供司机信息，从而延误了拯救时机。其五，在与警方配合问题上滴滴公司数次推诿，与其公开声明中“第一时间密切配合警方”的说辞不符。这本来是可能拯救受害者的五个机会。
恶性犯罪行为一直是最容易引发恐慌的社会事件，而滴滴作为全国最大的网络约车平台则起到了放大效应。与“互联网+”、“共享经济”相关的恶性犯罪事件带来了两个层面的恐慌。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拉近了此类事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距离，增加了民众对于社会安全的整体担忧。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从此类事件中看到了互联网平台被恶意使用的潜在可能，这种触角遍及全国的平台一旦成为犯罪分子“狩猎”的场所，那么其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顺风车业务成为此类犯罪行为重灾区并非偶然。8月27日滴滴公司已在全国下架了顺风车业务，这种措施本来应该在3个月前实施。顺风车、快车等业务表面上是为乘客提供“低廉”的便捷服务，但实际上却给部分非法运营车辆和社会闲散人员提供了便利。这种业务虽然利于滴滴在中国乡镇地区拓展业务、增加用户群和数据获取来源，却是一项“向风险要利润”的做法。意图不轨者可利用此类业务轻易选择犯罪对象，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带入危险地点。由于受害者拥有部分线索和信息，增加了犯罪者杀人灭口的动机。
类似事件不仅在中国出现，世界各国政府对于此类行为的监管和关注都在提升。西方世界对于此类业务的监管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美国联邦政府对共享经济相对包容开放，对与滴滴模式类似的“优步”采取差异性监管，使其区别于传统出租车行业。欧洲、亚洲一些国家则将要求其履行和出租车公司同等的法规。两者的差异也让美欧相关行业的发展出现显著差别。美国的“优步”发展的风生水起，但问题多多。据统计，过去4年内美国有103名“优步”司机被控性骚扰，有31名因性侵害和其他犯罪行为被定罪。
中国的国情显然不同于美国，中国民众既不会像美国一样对暴力犯罪“见怪不怪”，也没法携带武器。因此，中国不能完全复制美国对共享经济的宽松态度，需要将安全提升到效率之前。从技术、政策和国际经验上，我国应当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共享经济对社会安全的冲击。
第一，从监管上，我国应考虑限制一些存在潜在风险的共享经济行业。事实证明，顺风车、快车这一类降低参与者门槛、获得消费者详细信息、提供不限定交通服务的行业存在显然的安全隐患，容易成为犯罪分子利用的平台，不应给予其合法地位。兼职配送、兼职上门服务等业务也存在近似的风险，也应未雨绸缪加以严格监管。
第二，从技术上，监管部门应要求平台公司采取更严格的技术保障措施。例如要求技术平台接入政府的个人信息核查系统，要求承运车辆强制安装不可关闭GPS跟踪定位系统，要求平台软件强制设有一键报警和求助系统，要求平台提供一旦行程路线与导航路线严重偏离的再次确认等。西方国家政府对于要求强制性安装相关保障措施已有先例，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要求网络约车必须加装行车记录仪。
第三，在管理上，上门和交通类的互联网服务应被视为高危行业，采取更为严格的内部管理标准。例如，政府应要求相关平台公司设立黑名单制度，限制遭到投诉较多的服务提供者继续从业;应要求平台公司制定回复紧急求助和异常情况汇报的限时处理机制，不再允许平台采取拖延策略。可借鉴欧盟针对互联网企业采取的数据安全官制度，对此类企业展开定期审查和监督，确定其是否完全履行政府部门的相关要求。从此次事件看，滴滴公司的顺风车业务明显与交通部有关网约车的相关规定不符。
第四，对相关平台的责任和问题展开追究。在欧美，“优步”公司曾多次遭到用户及公益机构的集体诉讼，这些诉讼正在推动“优步”公司更加注重消费者权益，而非本公司的商业利益。在中国当前法律制度，针对此类事件的共同诉讼较难开展，但政府部门的恰当介入也可起到近似的效果。一方面，应支持两次案件的受害者家属通过民事诉讼手段获取赔偿。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可借鉴处理长生生物的做法，通过限制其融资、上市等手段加大相关企业的违规成本。
(文/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