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2014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2013年，是我国旅游发展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年。然而，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存在着若干结构问题，也让旅游业界感到不安。
戴斌院长说，2013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主要指标的核算结果让旅游业界为此自豪：《旅游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依法兴旅、依法治旅”时代的到来，《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让业界看到了带薪休假权利得以落实的希望，从中央和各地领导的讲话和新出台的文件看，旅游业的战略摆位也在逐步提升;无论是以港中旅、携程、锦江等旅游集团二十强为代表的主流企业，还是以布丁、蚂蜂窝、铂涛菲诺为代表的成长型企业，旅游市场主体正在借助商业研发和自主创新的力量不断增强自己的商业竞争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关注;32.5亿人次的国内旅游、1.3亿人次的入境旅游、9800万人次的出境旅游，还有2.8万亿的旅游总收入。
不过，戴斌院长也不无担忧地表示，他正在为旅游经济运行中若干结构问题而感到不安。
首先是以游客满意度为代表的发展质量与旅游市场增速和规模之间的不均衡。
从第一季度“行程中看不见中国的美丽”、第二季度“游客需要触手可及的温暖”，第三季度“打好旅行社监管和团队旅游质量提升的攻坚战”，全年的游客满意度呈逐季下降的趋势，而且年度指数同比下降5.78分，跌至2009年以来监测数据的最低点。
其次是消费结构变迁与产业供给结构调整的不同步。
随着中央反腐败、倡节约的新政效应对消费终端的作用显化，政务旅行和商务旅游消费特别是原本就不正常的高端消费开始式微，国民旅游休闲的消费倒是持续高速增长。问题出在结构上，老百姓的消费更多指向“有没有”，而不是“好不好”。从统计数据来看，人均每次出游消费刚刚突破800元人民币，就是人均每次超过1000美元的出境旅游消费，大部分还是购物了，大基数、稳增长、低消费，仍然是当前旅游市场的基本面，而之前以高星级酒店、高等级景区、高尔夫球场、旅游综合体等“三高一综”为代表的非理性投资，一时半会儿还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结构的变迁，导致旅游经济的微观层面呈“几家欢乐多家愁”。
第三个担忧则是各地政府在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名义下，对旅游发展寄予过高的期望，用发展工业的规划思维来推动旅游投资和项目建设。
戴斌院长还对未来国家旅游经济进行了展望，并表示保持相对乐观的预期。
戴斌院长认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增长，景气水持续回升，居民收入和社会商品零售稳步增长，市场信心正在增强。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消费者对旅游的关注度和旅游意愿均保持在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最新一个季度的城镇居民出游意愿为85.4。自驾车旅游、都市休闲、农庄体验、温泉、水疗、一地深度游等新型旅游方式和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旅游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从门票价格、旅游购物、文明出游、小汽车免费，到放假安排，都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我们保持乐观的预期，来自于资本和技术对传统的旅游业的改造，以及年轻人为主的创业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旅游业现代服务的水平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未来几年，中国旅游经济的消费环境将会变得更好。今年以来，旅游业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国家提速经济调整布局，在铁路、金融、健康、养老和服务业等方面坚决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扩大消费需求，旅游业因相关产业链众多，正成为消费经济的先导性行业。”戴斌说。
他同时表示，保持乐观的信心来自于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正在组织学习研究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全力打造中国旅游经济升级版。千方百计地扩大旅游消费需求，培育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转变发展方式和工作方式是其中的重要选项。而各地旅游部门也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采取了大量创新举措，以工作方式转变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新的成效，广东、云南、山东加快旅游体制改革和旅游强省建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加快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环渤海、珠三角和西北地区旅游合作等形成众多亮点。
戴斌院长分享了中国旅游研究院“智库”对两个关于旅游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关键词都是“常态”。
第一个判断是随着散客化、自助游和智慧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越来越多的进入目的地公共场所，参与到老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城市和乡村开始成为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共享的生活空间。也就是说，旅游发展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而不是传统的封闭体系。在国民旅游时代，我们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开发与管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重构旅游发展的理念与思维。现在不是常说互联网思维吗?意思是说互联网之于传统产业，不是工具革新，而是系统革命。年轻人为主的游客群体和从业人员都是互联网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不与他们在一起，不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政府，特别是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就会失去对旅游发展的战略领导力。
第二个判断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培育，无论消费能力是高还是低，游客已经普遍具有了权利意识和品质要求，游客“一边享受，一边抱怨”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常态评价。随着游客维权意识的增强，他们比以往更愿意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网络平台进行理性投诉和情绪表达。根据我们对非官方投诉的监测，2013年旅游投诉数量共计4476件，比上年增加934件。游客对城市旅游综合环境也更为敏感，对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游客的网络评论来看，固然有景区门票价格、《旅游法》与旅游购物等行业内的热点事件，更涵盖了居民友好程度、物价水平、空气质量等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旅游的影响，全年有关北京、上海、青岛、杭州甚至三亚、拉萨等众多优秀旅游城市的持续性雾霾天气的评论较多，游客感叹：再好的风景也扛不住雾霾，旅游因而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乡愁”。
戴斌院长表示，中国各地的旅游发展更多关注人民大众的旅游权利，更加关心千千万万普通游客的核心诉求。多年以来，各地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搞了很多大活动、大项目，也扛回不少大牌子，可是游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满意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给的，不是游客真正需要的;我们下力气最多的地方，也没有针对游客的核心诉求。门票价格、环境卫生、景点拥挤、通讯网络、旅游标识、便利设施…… 老百姓需要的是这些触手可及的温暖。希望城市管理者和旅游部门负责人能够像抓住大项目、大活动那样切实抓好旅游市场秩序，特别是商业接待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与提升工作。
他希望中国各地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需要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要重视本地旅游市场主体的培育工作。戴斌院长说，在早期以创汇为目标的入境旅游发展导向下，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为小众市场服务的高端旅游接待体系，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迟缓。各级政府习惯以行政之手干预产业运行，直接进行大项目投资。政府没有按市场规律办事，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将资本、人才更多引向旅游地产、高端消费等，加剧了区域间以及业态间的非均衡发展和“产能过剩”。
“面对当前旅游经济相对不景气的形势，政府应沉着理性看待，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调整机遇，鼓励和引导大众市场商业模式创新，更好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而不要再盲目拉高产业投资，盲目发展传统业态。政府务必要引导传统业态推动企业的市场化的投资，重点投资老百姓需求和常态化需要的东西，鼓励发展那些让国民大众享受得起的品质，旅游业态培育与各地旅游目的地的完善都应围绕国民大众的旅游消费布局。”戴斌说，“希望政府能更好地适应当代旅游发展的变化，敏锐捕捉市场变化，切实提升政府旅游主管部门的领导力，在追求更好质量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戴斌还透露，自从旅游发展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客观地讲，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是缺位的，现在是自觉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了。领导力还是调控力，宏观信息、财政、税收、领域、金融、土地、签证、航权等都可能是旅游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