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罚款能否催生社会文明，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争议性话题。反对者认为，社会文明水平离不开公众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的提升，需要理念的更新、价值排序的重塑和人文关怀的重振，仅仅依靠罚款难以打造出一个文明城市;赞成者认为，通过罚款提升社会规范的外部控制力，提高不文明行为的违约成本，有助于催生社会文明。
作为利益相关者，老百姓对《办法》有着错综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此举有助于减少不文明行为，提高如厕服务的质量，让自己受惠;另一方面，严苛的规定，僵硬的执行，既可能侵犯自由权利，也可能让自己利益受损。换言之，公众的纠结点，显然不在于政策初衷，而是担心《办法》走进“初衷良好、方法僵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治理怪圈。
老百姓既是社会规范的受益者和判断者，也是社会规范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然而，社会规范仅仅在道德上有价值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好的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规范才能具备强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为感召力和激励力量。
与“闯红灯罚款”不同，“公厕罚款”既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又没有强有力的操作系统，一旦指标设计得不合理、细节考虑得不周全，再良善的初衷也会被拖累，再好的政策也会大打折扣。毕竟，罚款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多接地气，通过民间触角摸清问题与症结所在，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