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舆论的质疑下,冀宝斋博物馆终于闭门打烊了。曾经白纸黑字的“上至远古,下至元明清,涵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品种之多,器形之精,极为罕见”,终于成为一纸笑谈。这家“河北省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在山寨、雷人、错位、穿越的定语中,背负着3A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省级科普基地”等多个名头,令人忍不住揣测。究竟其背后有怎样繁复的真相——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这是严肃的柯南式命题:“奇葩博物馆”是怎样炼成的?
如果说展品奇葩只是第一季,那么之后第二季的蛛丝马迹更耐人寻味:譬如当年的冀宝斋“开门纳瓷”之后,据说文物商人蜂拥而至,“那是王宗泉讲信誉,送来就能卖掉”;又譬如冀州市纪委副书记陈建存日前表示,2009年5月至12月,纪检部门对王宗泉做了调查,结果是以投资失误赔了近千万元为由,对他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数十年来,王宗泉从事文物收藏,账目也不规范,情况混乱,很难说清;再譬如原村会计杨宝谦说,王宗泉买的这些古董,花的全都是集体的钱,包括村厂里的盈利和卖地的钱,“钱全被他玩没了”。
奇葩藏品不过是“眼力”的问题,各种荣誉不过是“程序”的纠结,那么,“奇葩博物馆”曝出的第二季,可能就是基层村民自治民主生态的一道疮疤。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7月11日,冀州市二铺村村民联名抵制村支书王宗泉收买瓷器,白纸黑字,还有指印。但这样的声音为什么直到“东窗事发”之后才能发出?“村集体”这个基层自治组织究竟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问题其实指向两个层面:一者,这些年,卖地的、建厂的村集体并不少,财务混乱下的贪腐窝案更是此起彼伏,类似这种“博物馆”的决策,究竟是谁说了算、钱应该怎么拿?二者,由于村集体不是基层政府部门,权力监管与财务监督显然要弱于镇一级政府,这个时候,村民监督就是最好的“免疫力”,但是,“村委会”如何不被架空、如何不被一言堂把持,这恐怕是最现实的议题。
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目的正义。不管这“奇葩博物馆”有怎样美好的初衷,也不管这些神奇的瓷器究竟有几分真假,最该拷问的是:一个村集体,搞出这样的“博物馆”,果真是村民哭着喊着非建不可的吗?这背后的资金账目与决策程序,该不该引入究责体系挖掘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