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之际，我被报社派到英国采访霍金。某天中午，在剑桥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快餐，看到墙壁上有一块老旧的墙皮被精心装裱了起来，很是不解。找了服务生来问，他指着旁边很小的一行字告诉我说，这间咖啡馆曾是一座很古老的建筑，但建筑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只保留了这块沧桑的墙皮，于是它就被保护了起来。惊叹之余，想起前一年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见过的景象，无论是数百年前的高塔，还是维多利亚时期带烟囱的老房子，无不被保护修缮得很好。一些古代建筑虽然被用作宾馆饭店，但其古朴雅致的气息竟丝毫没有改变。坐在里面吃饭、喝咖啡，仿佛在进行一场时间之旅。大英帝国子民对自己历史的呵护与珍爱，实在超出我这个中国人的想象。
看到“丁锦昊到此一游”的新闻，虽然我也像常人一样气愤，但不知怎么的，竟然对那个南京的中学生有一点同情。算起来，丁锦昊的父母应该是我的同龄人，我们的童年都处于一个荒谬的年代，所有旧的事物都被摧毁，墓碑被掀起，家谱被烧掉，庙宇长满了荒草，和尚被迫还俗。一切似乎都是崭新的，就连灵魂也变得千篇一律的雪白。现代文明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曾经处在这样的历史荒漠之中而怡然自得。而在这种荒漠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连曾祖父的名字都未必说得出来，更谈不上对历史有任何敬畏。丁锦昊这一代人虽然已经能够受到良好教育，他们或许能够准确说出四大文明古国，却并不真正了解文明的含义，更缺乏古老文明后裔应有的历史情怀。所以，丁锦昊并不是我们中的异类，相反，他表现得“恰如其分”，就连他父母对他的放任都显得那么“自然”。他的确很丢脸，但丢的不是“中国人的脸”，因为他所呈现出的，正是中国人对历史和文明最“无畏”的一面。
在我们的语境中，“历史”是一个被赋予了太多意味的词汇，以致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其本来含义。而在消费主义的现实氛围里，任何历史文化遗存都只剩下唯一的功能，即圈起来卖门票。如果这个功能无法实现，或者无法充分实现，再珍贵的文物都要给经济利益让路。疑似曹操墓被大肆开发，玄奘的埋骨之所几乎被拆迁，就是最好的写照。虽然我们的文明历史堪称悠久，但承载着文明的物质载体却异常贫乏。即使是在最古老的城市里，要想在帝王宫殿之外的普通民居上找一块古老的墙皮，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为什么人们总是抱怨文物保护很难?因为在这个族群的意识深处，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本真感悟、对文明的挚爱、对古老事物的痴迷。每个人都认为保护文物是别人的事，抑或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于是文物就变成了空洞而又沉重的“责任”，而不再是瑰丽的遗产。在这种普遍空心化的历史观念面前，卢克索神庙算什么?法老算什么?浮雕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从“丁锦昊到此一游”中，习惯于思考的人会再一次遭遇“中国式怪圈”，即任何一个普通的偶发事件背后，总隐藏着无法求解的宏大命题，它就像一个迷宫、一个沉默之海，让任何愤怒、激动、哀怨、忧愁、困惑都丧失其应有的情感力度，更缺乏基本的靶向性。人肉搜索也罢，出国旅游指南也罢，都只能算是江湖郎中的膏药，它未必有用，但贴上去总归是个安慰。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切为了一个全新的未来而消灭过去的企图，都将注定失败。从我们的体验来看，这种失败并不是一种远景，而正是经常能触摸到的现实。历史的连续性被割裂，历史的饱满性被阉割，乃至历史在人心中的缺席，它所导致的是本应持续而稳定的道德规则的碎片化，是所有领域的行为失范。如果有人认为，在浮雕上刻字和性侵幼女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它们之间毫无关系，那一定是堕入了现象的迷雾。
丁锦昊年纪轻轻就可以去埃及旅游，家境想必不错。他毕业于名牌小学，说明受到过良好的基本教育。还有很多家教比丁锦昊都不如的人还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如果他们去了埃及，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假如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小区门口多了一尊狮身人面像，你千万别觉得奇怪。没错，那就是你邻居干的。
文/老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