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帝王
中国人爱在景区题字，由来已久。从秦始皇在泰山勒铭起，在景区题字就与统治者的权力显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历代皇帝里，又以乾隆最为勤奋，他一辈子写了四万多首诗，其中至少有上千首是在景区的题诗。
皇上的“到此一游”，不但不会被视为非礼，反而会被供起来，碧纱轻笼，焚香膜拜。各级官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其权力范围内的“小皇帝”，因此很多也热衷于题字，甚至以此打开创收通衢。
对普通人来说，冠冕堂皇地在景区题字纪念，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山寨一下帝王或者官员，偷偷地在景区的文物或植物上留下自己的大名，则是可欲也易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到此一游”的心理全归咎于对皇上或官员的模仿。人天生就有占有欲，而且越是得不到的，越是稀缺的东西，就越想占有。在景区文物上刻字，某种意义上恰是为满足此种占有欲。就像狗用撒尿来“表示这个地盘属于我”一样，人们在景区写下“到此一游”，似乎也就在那一刻将景区揽入怀中。占有之外，炫耀心理也是“到此一游”的重要动因。我无法将自己的名字钉在历史的光荣榜上，那我就将它刻到景区去。景区人流量巨大，总有一些人能看到那歪歪扭扭但是闪闪发光的我的名字，这样我就有一种先行者的快感：我比你先来，所以我比你优越。为了破坏这种优越感，也有后来者拿起刀子，把前人的刻字涂掉，改刻上自己名字。
公私不分
示范效应或者从众心理，则使“到此一游”更加泛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期·威尔逊曾讲过一个关于“破窗”的故事。纽约某个居民区是个极平凡的地方，但一个小小的事件却给整个居民区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变化。先是一个小孩子向没有主人的空房子掷石块，打碎窗户玻璃。居民并没把这当回事—“空房子的玻璃打碎了和我有什么关系?”没过多久，这座空房子的所有玻璃都被打碎了，再以后，孩子们甚至开始向有人的房子投掷石块，打碎玻璃。与“破窗故事”类似，从《西游记》里孙悟空著名的“到此一游”中受到启发，某个孩子某天在某地刻下“到此一游”，人们没有引起注意，更多的孩子开始效仿，直到最后“到此一游”遍布神州大地。
中国人创造力的贫乏，在景区刻字上表现得特别显著，除了名字变化多端外，大多数刻字者都只能想到“到此一游”四字。中国人的旅游，也往往是“到此一游”式的：每到一个地方，就让人努力将自己和景物框在一起，个“哦也”的手势，就匆匆赶往下一个地方，在那里再次比出“哦也”的手势。他们不知道，旅游的本质在于欣赏过赞叹过体验过，而不是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来过。
再往深处说，“到此一游”的习俗，与人们对文物不够珍视与敬畏是有关联的。有学者统计发现，最早的“到此一游”始于上世纪50年代，而在“文革”期间蓬勃生长。“文革”前的破四旧，将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摧毁殆尽。“文革
期间的大串联，则使人们有机会周游全国，四处刻字。对文物没有敬畏之心，使刻字的人没有任何羞愧感;出门机会难得，又使以刻字方式证明自己来过的行为日趋普遍。这个习俗，一直蔓延到旅游机会日益增多的今日。
更关键的是，刻字的人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多错误。中国人对公与私的观念一直比较模糊，以致在公共领域中缺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而一旦有人侵犯自己的私人领域，又往往麻木不仁甚至泰然处之。景区是公共空间，人们理应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而刻字显然是破坏他人自由和权利的不良行为—除了刻字的人以外，很少有人愿意在景区文物上看到蹩脚的书写，这不但破坏了文物，也破坏了人的游览心情。
处罚力度不足，则是“到此一游”泛滥的外部原因。国外不少地方对破坏文物有着严厉规定。比如埃及，对破坏神庙、古雕像者，最高可以罚款10万美元，甚至判处无期徒刑。而在中国，按照目前的法规，对于刻画、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并处罚款，罚款数额为200元以下(唯一例外是长城，在长城砖上刻画、涂污，如造成严重后果，将对个人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这种处罚，显然不足以使刻画“到此一游”的人停手。
如果人们不能区分公私界限，不能培养起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不能重树对传统文化及其载体的温情与敬意，犯了错后又不会遭到严峻处罚，那么“到此一游”很容易继续泛滥下去。
无法排解的孤独感
刻“到此一游”的人固然可恶，其实也可悯，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或藏着不可告人的孤独。为了摆脱孤独感，为了找到存在感，他们不得不在各个地方留下“到此一游”的笔迹，以证明这个世界他们曾经来过。
关于“到此一游”，我看到最令人唏嘘的故事来自《肖申克的救赎》。老布是影片中一个长期服刑的犯人，服刑50年后被当局假释。出狱后，老布被当局暂时安顿在“中途之家”，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但老布无法适应狱外生活：“我小时候只见过一辆汽车，可现在满街都是。”没人和他做朋友，同事对他也没有同情只有鄙视;在狱中他睡得很香，现在却夜夜做着同样的噩梦。在这样的煎熬和折磨之下，老布决定离开—他在自己暂居小屋的横梁上刻下“老布到此一游”，之后悬梁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