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部分省会城市机场出境游客数量猛增，以石家庄为例，出入境旅客比去年同期增长将近1.
5倍。去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突破八千万人次，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已经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
跟出境游的火热势头相比，国内旅游景区则显得“星光黯淡”。原因是什么?游客最有发言权。
市民：国内的一些景点门票啊票价啊都在涨，很不规范，然后一些景点又脏又乱。
市民：国内很多景点都大同小异，而且都是后来新建的，看多了就腻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门票偏高，服务环境跟不上，景区开发缺乏创意、模式雷同，是国内旅游业的几大软肋。
旅游业被称作“无烟工业”，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言而喻。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地方政府把旅游资源当作能快速变现的“摇钱树”，急功近利、野蛮开发。记者在西安兴教寺采访，一位居士评论僧人要被迁出兴教寺的话一语中的。
兴教寺赵居士：政府拆了这儿就是为了拿这个赚钱，就是把这个地方平白无故地让给政府，把僧人都赶出去，他们建游览区，拿这个赚钱。
正是急功近利思想作祟，使得地方政府、开发企业和个人都有严重的“门票依赖症”。2007年，国家发改委要求景区门票至少三年“才能涨”，而不少景区将它偷换为每三年“必涨”。有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国内景区票价最高涨幅达到167%。
在旅游开发的全链条上，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利润盘剥，让人瞠目。凤凰古城某客栈经理向记者诉苦，连当地供电局都“打客栈的主意”，给景区客栈更换电表，变相多收电费。
客栈经理：去年过年的时候，电业局给客栈免费换电表，我们原来淡季电费就两千多一个月，但是去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月没有低于四千的。
光收钱还不算，更让人诟病的是，地方政府或者开发企业，只管开门收钱，不问经营管理，凤凰古城某客栈经理说出了他多年来的感受。
客栈经理：连公厕都没有，像这个垃圾都是我们自己扫的，如果哪天没有赶及时，人家垃圾车就走了，喊都不喊你，都不理你。
以上这些问题，是国内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通病”。随着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面对国内旅游市场的种种缺点，游客并不傻，选择用脚投票。在凤凰古城宣布收取门票之际，就有网友发帖抵制，表示不再去凤凰旅游，以示抗议。
相比之下，杭州西湖免门票后，旅游收益颇丰却成为一段佳话。西湖连续十一年免费，不仅游客数量增加了2.1倍，旅游总收入也增长了3.7倍。不靠门票发财，而是以景区为杠杆，撬动餐饮、娱乐、商业等配套设施全链条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生财有道”。这种看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经验，其他地方是学不好还是不愿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西湖经验”有特殊之处，西湖景区之所以能摆脱门票依赖症，其后盾是杭州市强大的地方财力。旅游是一个前期必须有大量投入的产业，因此对财力有限的地方来说，学习“西湖经验”，可能力不从心。平遥县县长曹治胜说，平遥目前就无法取消门票。
曹治胜：平遥也是个财政穷县，目前无法取消门票。平遥2012年1.5亿元门票收入的使用情况，三成旅游景点分成，七成古城内的工资、维护开支。未来要把游客留下来，打造旅游目的地。
平遥认识到门票经济不可持续，这已经是一种进步。而对于其他一些执迷不悟的地方而言，当前急需要做的是纠正对旅游经济的误解。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说，地方政府一切向“金钱”看齐，是误读了旅游产业的真正价值。
王衍用：旅游不能把它当作经济产业来对待，当经济产业来对待，这个地方就做不好了。旅游首先对区域形象的塑造，旅游搞起来对方方面面带动量很大，可以促进就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融合产业的发展，城市形象的改造，社会和谐的提升等等，最后才是旅游本身挣的钱。工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一切用钱来算，对旅游的误解是很大的。
认识到这一点，跟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距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或开发企业，要想念好旅游生意经，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为臃肿的管理机构“减负”。
有资料显示，云南石林景区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门票收入有九亿多元，其中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占三分之一。国内目前部分景点的管委会，要养活局级、处级、科级，动辄上百个人员，人马如此众多，经费短缺时，岂能不打门票的主意?
此外，因为旅游开发靠收门票，来钱快捷方便，不少地方政府把它当做“美化”政绩的不二之选，进而揽政专权。如果这种观念不改，旅游产业发展的短视行为就难以根除。
王衍用：五年考核政绩，考核五年只看五年，其他都不去看它了。政府不会做产业要素，又没有创意，在这个方面，要么就揽政，要么没有现代经营思维模式，政府卡着不放，能做出什么来?
旅游业的产业链很长，其发展涉及国家多个部门和100多个产业，因此旅游经济的转型，特别是摒弃野蛮开发、粗放管理的模式，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我们只有从转变观念做起，进而让政府划清自己的权力界限，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旅游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