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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四日，我乘飞机抵达法国马赛，比原定的日期早到一天。原因是为了避开第二天开始的法国交通系统工人大罢工。法国同事皮埃尔在电话里郑重其事地提醒我—— “这次罢工抗议政府最新的退休政策，非同小可，铁路、公交车，全都要瘫痪。你最好早点来，要不然就等罢工结束——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这是我第二次去马赛。每次去都要改机票。
上一次来马赛是二零一六年。那一次法国没有罢工，却更加不平静。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在富有中国建筑元素的巴塔克兰(Bataclan)剧院，八十九名正在观赏“死鹰”乐队表演的观众被ISIS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枪杀。在距离剧院不到两公里的另外四个地点，几乎同时发生了爆炸，死亡人数总计一百三十人。
消息传到美国时，有一班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飞机因此在空中转弯，重新回到肯尼迪机场。我的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架航班，必须改。
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了五个月，我来到了马赛。全法国惊魂未定，仍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公共场所可见荷抢巡逻的士兵。一个周末，我去了位于市中心的马赛历史博物馆，里面观众寥寥，数量只比博物馆外把守的士兵多一点点。
公元前六百多年，希腊人在马赛建立了贸易港。时至今日，这里仍旧商贾云集，是法国，也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商用港口。在博物馆的一层，我见到很多底部呈锥形的一人多高大土罐。希腊人发明的这种器皿在船运中有很多好处——两头都细的土罐首尾相互交错，增加了空间利用率;卸载时纺锤形瓶身容易滚动;底部做成内里厚实而外部尖细的形状，比平底容器更耐颠簸。
希腊人发明的尖底瓶/图片来源于网络
博物馆二层很大一片区域，是关于马赛的瘟疫史。
人来人往的繁华港口，细菌和病毒也在这里汇集传播。以鼠疫为例，从尤里斯凯撒的高卢战争起，马赛历史上有记载的鼠疫爆发有二十二次。吞噬了欧洲几乎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之后，一五八零年，马赛开始建立严密的卫生防疫系统，试图控制疾病的未来传播。马赛市议会设立了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从市议会及医生中严格选拔。卫生委员会还负责医生的资格鉴定，向公民提供有信誉的医生名单。马赛的第一家公立医院在此期间建成，并配备了全职的医生和护士。
对于外来的船舶，卫生委员会建立了三级防疫隔离系统。他们仔细查看船长的日志，其中记录了该船登陆的每个城市，将其与整个地中海的城市总清单进行核对。当前瘟疫发生的地点，无论谣言与否，都特别标注在城市总清单上面。最后根据检查结果，确定该艘船舶的健康级别，及其货物进入城市的日程。
没有任何疾病迹象的船只即通过了首级测试。假如该船的行程中包含有瘟疫发生的城市，则该船将被送往位于马赛港口以外的第二级隔离区，隔离至少十八天。对于暂无症状但高度可疑的船员和乘客，他们将被送往第三级隔离区，该隔离区建在马赛港口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第三级隔离人员被要求在那里等待五十至六十天，以查看他们是否出现了鼠疫的迹象。
隔离区的标准是通风良好，有清洁用水。只有通过了三级考察的船只，才能最终进入马赛港。
然而在一七二零年。一只来自中亚的商船大圣安图望号，使这一切努力看上去比飞蛾的翅膀还要脆弱。这艘船经过当时爆发鼠疫的塞浦路斯，途中一名土耳其乘客死后，数名船员包括船上的医生也相继死去。到达马赛港后，根据三级隔离健康检查标准，这艘船应当进入最高级别隔离。当时市内有商人急需这艘船上装运的棉花和丝绸，他们计划把这些货物及时运到一个博览会上去销售。商人动用权势，强迫港口取消隔绝措施。大圣安图望号长驱直入。
仅仅几天之后，市内就爆发了瘟疫。医院爆满。万人坑很快挖成，但远远赶不上被填满的速度。在城市周围死尸堆积成山。为了阻止瘟疫蔓延，法国下令隔绝马赛和普罗旺斯的其它地区。为了保证隔绝，市郊建起一堵“鼠疫墙”。这堵墙是用石头造的，高两米，墙内有卫兵日夜把守。违反隔离命令的人一律处死。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鼠疫墙”/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到一七二二年为止，马赛的九万居民中有五万丧生。
博物馆展出的历史令人惊悚，残山剩水已逾三百载。在二零一六年，瘟疫似乎离我很远。尽管当时西非爆发了自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最大的疫情，美国也有人在旅行中感染，但是关于埃博拉的新闻都被我迟钝地忽略过去了。因为不得不来法国出差，我对于恐怖主义的动向更为关注，每天像打摆子的病人一样——去，还是不去?更早之前中国爆发SARS时，苹果还没推出IPHONE，腾讯也没有发明微信，我未经世事，刚刚到美国。从那以后，苹果手机已经更新换代了一打，中国的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美国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股市再次攀上新高。在一日千里热火朝天的生活中， 谁还时时刻刻记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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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是巴黎人，大学在法国南部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一直定居在普罗旺斯。我和他对接的工作很多，每周都有电话会议。如果你读过英国人彼得·梅尔的南法生活随笔《山居岁月》(《A Year in Provence》)，就会发现，皮埃尔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普罗旺斯人。
他不爱吃动物内脏，不凑热闹，言必行行必果。当别的法国同事在咖啡间里挥舞双手激情四射地批评政府，或者摇头不迭地抱怨项目时，他多数时间都面无表情，偶尔盯着自己脚尖。他的岳父是英国人，有两个儿子分别上初中和小学，课外活动不少，由他一人接送。他的妻子七年前罹患了重症肌无力。我上一次来时他们全家还簇拥着坐在轮椅上的她一起去科西嘉岛度了个艰难的假。病情缓慢发展，现在她只能全天卧床，由全职护工照料。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处境，很多时候就不再惊奇。比方说有一个项目出了差错各方面相互扯皮，罪过眼看就要推到他的部门，他马上和公司的VP据理力争，面红耳赤，直到VP自己讪讪退兵。没有得到家庭生活的善待，他转身开辟其他战场寸土不让。成为别人的挡箭牌和护身符，这似乎是他的宿命。
周末的时候，几个同事一起去爬山。圣维克多山头白云蓬蓬。普罗旺斯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的故乡，圣维克多山是塞尚的最爱，他存世的画作中有六十几幅这座山。皮埃尔带了两个儿子，和鼓鼓的一个装满食物的双肩包。这个当地人的后花园，对我却是平生最大的挑战。同事们不得不放慢轻捷的步伐等我。我气喘如牛，手脚并用，徒劳地辩解——“我自从到了美国，就没有爬过山。成天开车代替步行。”
“在中国爬过吧?”同事问。
“当然爬过，那是在中国，我也更年轻。——任何不良品质，都是美国带给我的。”
在法国，我发现用轮番用中国和美国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谈话会富有风趣。这是我在中国或者美国都不能体会到的。在中国人的微信群中，关于美国经常会引发大讨论，批评和艳羡两种声音混杂，有时自相矛盾。我发现越是情绪激越言之凿凿的人，多数其实越不了解美国。而我在美国同事和朋友的心目中，无疑首先是个中国人。他们会拿朋友送的中国字画来请我辨认草书，会拿日本漫画来询问含义，有些人对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更感兴趣。我做的最多的事是拨乱反正，告诉他们在中国确实发生过很糟糕的事，但是美国人的信源很可能不完整，存在偏见。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切无疑正在变好。
山间有些平地开垦成橄榄树园。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来采橄榄挺困难的。同事说橄榄树比较耐火，容易重生。当地人为了防御山火蔓延，树林和树林之间用寸草不生的柏油路相隔，还可以行走通车。这一举措使得森林面积扩散了许多。
“多明智哇——”我对着莽莽苍苍的大森林赞叹。
“那可不一定。现在野猪跟着也多起来，电网都拦不住它们。”
“野猪不是能吃吗?”欧洲饭店的菜单上，时不时会出现野猪肉。
“吃起来很柴。而且它们跑得太快。”
“你们需要多输入中国人，我保证野猪没多久就会被抓光吃光。”
现在，我祈求上帝，让我的法国同事忘记我的这句玩笑话。我祈求能有一只电影《黑衣人》中的那种能消除记忆的电笔。
山顶微风。皮埃尔打开双肩包，从冷藏袋中拎出两瓶葡萄酒和一些塑料酒杯。日光沿着石壁和树丛投下彩色的阴影，就像塞尚的画。
回马赛的路上，我坐另外一个同事的车，说起皮埃尔妻子的现状。他说停止呼吸只是个时间问题。医学界至今没有找到肌无力的起因，只知道一类是先天遗传性，极少见;第二类较为常见的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普遍认为与感染、药物、环境因素有关。病毒或者细菌侵入人体细胞，造成免疫系统失灵。
“也许就像鼠疫，只是不传染，”同事说，“希望这病不要再继续遗传到下一代就好。”
车子沿着海边的堤坝向前开。有几个游客，东张西望， 时而朝着大海的方向端起手机照相。突然，一大波海浪冲上堤坝，水花铺天盖地摔打下来，这几个游客顿时大惊，先猛地俯下身子，紧接着又跳起来，浑身精湿。一群海鸟飞来，看热闹般一边在空中盘旋一边大呼小叫。马路另一侧跑步的人，善意而戏谑地一笑而过。
像全世界的海边一样，蔚蓝色的海水漫过细软的沙滩，褪去时的水痕弯弯曲曲，如同地图上的国界线般不规则。远处的海面上，古代的商船浮出地平线，鼓起风帆，它们来自热那亚，亚历山大港，巴塞罗那，和伊斯坦布尔。岸上刚刚抛锚的船还摇晃着没停稳。一个头上包着白头巾的波斯船员把几只尖细底的陶土罐，奋力从船上扔下来，直直地插进沙地上，设拉子葡萄酒一滴也没有洒出来。
在马赛，我不需要坐公交车，生活基本没有受到罢工的影响。街头见到拉着标语的人群，呼喊口号。我法语水平有限，看着他们，就像看没有字幕的法国电影。
两周的出差结束，我坐出租车早早到了机场。上一次我见到的马赛机场，到处是迷彩服贝雷帽持枪巡视的士兵。这一次士兵很少，却积压了许多因为罢工延误了飞机的旅行者，包括我。法航工会加入了罢工，国内航班减少百分之三十，国际航线减少百分之十五。从马赛飞往伦敦的飞机，一直延误，我注定是赶不上当天下一段由伦敦飞往凤凰城的航班了。
“我总算尝到了罢工的甜头。”我系好飞机座椅安全带，关闭手机前给皮埃尔发了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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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圣诞假期开始了。二零一九年的年末，和过去的每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有，在许多年之后，那些不够重大的事件也会被人遗忘，像造物主投入时间之河的一块石头，棱角渐渐被流水抹平，沉入水底，成为一只过时的鹅卵石。
二零二零新年伊始，美军空袭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身亡。最高领袖立刻发表声明说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强硬复仇。街头涌满穿悼念服的民众，熊熊怒火让全世界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慌。
法国的罢工仍然还在继续，但是已不能列入头条新闻。一月十八日，法国自主工联工会宣布要养精蓄锐，暂停罢工。几乎就在同时，法国出现了第一例武汉冠状病毒患者，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三、四、五例。
美国也开始发现病患。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从武汉返校后去体检，几天后正式成为美国的第五例冠状病毒患者。病毒突然离我如此之近，再不是伏在屏幕上的一个字眼，仿佛能听见它的喘气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位于凤凰城，二零一九年有四千多名中国学生注册学籍。大学周围中餐馆云集，京川鲁湘粤沪，一夜之间门可罗雀。有些特别有进取心的餐馆，给食客提供免费的“能够提高免疫力”的药膳汤。那个感染病毒的中国学生，他所住的公寓，到过的课堂、办公楼、图书馆、商店、学生食堂，都被强大的微信群挖出名字。人们念叨着这些地点，在脑海中将它们按时间顺序连成路线。你可以设想那就像一张二战期间丘吉尔在地下指挥部的军事地图，只是我们看不见敌人。
据说这个感染者有个室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过不少人。他大概从来没有接收过这么多对于他过往的祝福。I wish he had been doing well。—— “过去完成进行时”的定义是相对过去的某个时刻来说已经对现在有直接影响并且还在进行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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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四面环山，向西三百公里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南北走向的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凉爽海风，这里的夏天干燥炎热，冬天却温暖宜人。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只见过一次天空飘了雪花。举城皆狂。新闻播音员诗意盎然地描述当天的气象，一出生就没见过雪的宠物小狗在薄薄的雪地上腾挪着身子，不知道该前脚还是后脚先着地。
没见过世面的不仅仅是宠物。有些东西还是藏得越深越好。亚利桑那州有种地方病，叫“山谷热”(Valley Fever),由一种菌类引起。此菌原埋在深层地下，好像印度古籍里住在地心的阿加尔塔人。工业时代以前，人类在地表活动，与该菌相安无事。然而挖掘机的手臂越伸越长，终于侵犯了该菌的领地，人菌大战开始。“山谷热”病的症状包括体重骤降，低烧，咳嗽，胸闷。没有特效药，基本靠患者自身的抵抗力，严重者需要激素治疗。
得过“山谷热”的人不少，致死率却不高，也不传染。有些人从感染到痊愈自己都无知无觉，直到体检照出肺部的白点。有些人却因并发症受尽折磨。每个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人，基本都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山谷热”，医生尽心尽力地配合盘查，多数情况还只是普通感冒，普通肺炎。
多年前我的朋友吴明的母亲从中国来亚利桑那州短期探亲，回到国内后长期咳嗽发低烧，当地医院诊断出这是一种细菌，X光片清晰地显示出左肺已被侵犯，但是没有人认得这种细菌，各类抗生素统统无效。就像一颗炸弹刚刚爆炸，还没有恐怖组织来认领罪行，复仇的导弹再精准也无处投射。“我把国内的化验单和X光片给凤凰城的‘山谷热’专家看后，立即确诊，”吴明说。他把医生陆续开出的缓解药定期寄回国内，同时不断把母亲的病情反馈给医生。一年之后母亲终于痊愈， “她说再也不想来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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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的各个华人团体发动募捐活动支援武汉，我给自己信任的机构捐了款。我的爸爸妈妈住在北京，隔天出门买菜。他们附近的药店已经买不到口罩。我决定买一些给他们寄去。跑了好几个商店，口罩都已经卖完。亚马逊也已经断货。终于，在一个建筑商店的进门处，放着几包N95口罩。站在我前面的一个白人，背着手端详那些口罩。我有些担心他全都买走。这个中年人身体前倾微微拱起肩膀，似乎在读那包装上的说明，看了半分钟，突然回过头对我说，没用的，医生说什么口罩都没用。他一只也没买，走开了。
我买了五包，当天用联邦快递寄到北京。原本三个工作日保证寄到，却等了两个星期。
我爸说他站在北三环的过街天桥上大声唱歌，四下无人，感觉空旷而自由。我建议他现在不是练肺活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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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去过武汉。记得小时候猜谜语， “大夏天穿棉袄”，谜底就是这个城市的谐音。如果说武汉是火炉，凤凰城恐怕就是炼狱。在二零一九年，凤凰城有一百二十八天超过三十八摄氏度，最高达到四十五摄氏度。四月底，武汉樱花最盛时节，凤凰城已经三十九度。
除了温度高，环山形成的高气压推开云层，造成地表雨水少，紫外线强。东方人喜爱的阔叶树像樱花、法国梧桐，在这里很难存活。能够承受沙漠之母热烈怀抱的，是仙人掌、棕榈树、夹竹桃。
武汉大学的樱花/图片来源于网络
凤凰城的仙人掌和棕榈树/图片来源于网络
尽管酷暑很长，凤凰城仍然锐不可当地发展为全美人口第五大城市。干旱少雨也不能阻止二百多个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让人恍如置身于苏格兰。现代人舒适的生活方式无疑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那些北美印第安人，这片大地最早的主人，在没有空调和自来水之前，是怎么存活的呢?
霍霍坎姆族是在美国西南部的古老印第安部落中的一个，居住在沙漠地区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在夏天，他们经常昼伏夜出，住在半地下的泥土屋里。他们有着惊人的灌溉技艺。根据现有的考古勘探，至少有二十个大小不一的灌溉网络，覆盖了四百余平方英里的农业绿洲。水源是科罗拉多河在凤凰城以北的一条支流。现有的农用水渠，不少都建立在一千年前霍霍坎姆族挖掘的水路工程之上。但他们没有留下文字，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突然神秘消失，除了水渠，几乎没有痕迹。
导致霍霍坎姆族消失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是剧烈的旱涝变化使土地的收成锐减，也有人坚信是细菌或病毒。他们的水渠最深处有五米，说不定会挖出深土层中的“山谷热”或者其他病菌。他们吃野味是生存需要。抓到野兔，野山鸡，野鹌鹑后，摘下附近一只肥厚的仙人掌梨叶子，用刀切开侧面，把猎物夹在中间，地上挖一个坑，上面用干灌木枝堆火。烤熟的肉带有仙人掌的清香。
霍霍坎姆族人消失后两百年，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病毒，杀死了整个美洲大陆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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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附近的一条河渠边跑步。这条渠两侧堤岸平整，窄的一边是水泥路，可以步行，骑自行车。宽的一边铺设石子，必要时修渠的机动车会开上来。有些傍晚，凤凰城著名的锦绣晚霞出现在天边，云霓翳日，映入渠中，好似水上花灯。有朵云的倒影像只游动的小船。可惜寂寂无人，要是挪到中国去，说不定能恢复古代群贤雅集，流觞曲水的风俗。
这条渠宽约二十米，完全是依照霍霍坎姆族人挖掘的坑道原址建立，和一千年前的功能一样，灌溉周围的农田。一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从西伯利亚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我和他们拥有共同的基因，强壮的，和脆弱的。他们曾经征服了沙漠，玉米成列，大豆成行，却不知所终。我们征服的东西更多，身体接种了许多自己都记不得的疫苗，精神上追求诗意的栖居，可面对的未知世界仍然同样无限大。
今天仍在沿用的霍霍坎姆族的水渠/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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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聊完工作，皮埃尔问我中国的疫情如何。
“人们尽量自我隔离，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那不是像囚禁在伊夫岛吗?”皮埃尔说。
伊夫岛(Château d'If)是马赛港附近的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座十六世纪修建的城堡，有段时间作为监狱。大仲马最著名的小说《基督山伯爵记》就是以这个监狱的传说背景写成。
“也许吧。出来以后就都是基督山伯爵。” 我说。
距离马赛港三公里处的伊夫岛/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去年十二月在马赛一幅伊夫岛的速写
三明治自2020年发起“海外中国人写作者”招募计划。在我们看来，即使身处海外的中国人，也同样处在中国和世界的震荡交错之中。他们在异国周遭的生活细节，有时让我们不免想起故土，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是如此的不同。“三明治”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国人。而近来的事件，让这种震动更为明显。我们欢迎更多的来自中国同胞的外部视角，去共同呈现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内容持续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