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昆明拟出台规定，市民乘坐地铁时不得外放音频，否则将给予行政处罚，并按照规定将有关信用信息纳入交通运输和相关统一信用信息监管平台。
新闻一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拍手叫好——大众苦“外放族”久矣!本可以用来补眠、看书的乘车时段，被震耳欲聋的社会摇音乐、抖音神曲、狗血电视剧强行入侵，怎能不心生愤懑?所以看到昆明的规定时，很多人感觉出了口恶气。
但在最初的情绪发泄完后，公众迅速对“记入个人信用”的做法萌生不满和怀疑：外放声音与个人诚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虽然外放者很讨厌，但多数也是由于素质所限、意识不到等原因，有必要上升到失信惩戒的高度吗?
人们之所以对地方动辄“记入信用”有着本能的抵触和恐慌，主要是因为“信用记录”所附带的惩戒作用。平时听惯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步错、步步错”等口号，心中自然害怕自己因一时的无心之失、冲动之下的不文明举动，被记录在案，在孩子升学、就业、买房、贷款方面处处受限，成为挥之不去的信用污点。
事实上，此信用非彼信用。地方主导建立的城市信用体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征信报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城市自己创办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主要记录一个人的道德、诚信水平，以及对公共规则的遵从程度;而后者主要是央行主导下、金融领域内的个人经济行为记录，比如是否有银行贷款、是否有逾期、信用卡透支记录等，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经济身份证”，以作为商业银行、信贷机构的参考文件。
一个是道德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原则上，两者互不相通。在A场合犯的错，没有必要B\C\D场合都给出负面评价。一个人随地吐痰，外放音乐，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公德心，道德有瑕疵，但不会说他经济上不讲信用，以此限制他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
而此次昆明拟将“外放声音者”所纳入的“交通运输和相关统一信用信息监管平台”，是地方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服务于交通管理的需要，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原则上仅针对交通领域;与直接影响个人信贷的征信体系，并无关联。
尽管如此，恐怕一时也难以抚平公众的担忧。毕竟，交通信用记录该怎么用，失信的个人会受到何种惩戒，昆明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也没给出一个具体的操作办法。而在以往的地方实践中，混淆两者边界者、对信用记录和信贷权利相捆绑者比比皆是，且有扩大、滥用、泛化的趋势。
今年7月1日起，南京就将闯红灯纳入信用记录，累计达5次以上的，构成一般交通失信行为，对职业准入、个人信贷、车辆保险、评优评先会产生影响。
尽管这条规定当时引发了众多质疑，但并不影响其他各地争相效仿。7月27日，哈尔滨市称将个人文明交通信用与职业准入、个人信贷、车辆保险、评优评先等挂钩，探索交通违法记录与商业车辆保险挂钩，对交通失信行为人实施相应惩戒。
随后，海口在电动车整治行动中，将相关违法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通过限制贷款、就业、交通出行等方式，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人进行惩戒。
就这样，“个人信用档案”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活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郑州，不赡养老人等行为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将被纳入个人信用档案。
在武汉，狗主人若违反养犬规定，且受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纳入严重失信名单。
在西安，拒绝垃圾分类且屡教不改者，不仅顶格处罚，还被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今年四月份，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透露，个人频繁跳槽，会上“信用黑名单”，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同样在浙江，衢州一市民因在公园乱丢垃圾，被当地政府部门列入“失礼人员”，并称将影响其个人征信。
此前，有地方政府将计划生育罚款信息上报，称会影响个人征信。
还有，山东日照女教师因惩戒逃课学生，被教育部门记入信用黑名单，引发社会质疑后，又撤销处罚。
……
名目之多，种类之丰富，横跨领域之广，让人目接不暇，连国家发改委都看不下去，几次三番出来喊话，“防止将失信黑名单扩大化”。
但好像依然难以化解地方政府对“失信黑名单”的追捧和热情。
其实，无论是地铁上外放音乐，还是过马路闯红灯，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明确了惩罚标准。该拘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足以对公民产生震慑。
比如北京地铁禁止外放音乐后，乘客不文明行为大为减少，很多违法者都听从了执法人员的劝阻，没有人被记录不良信息。而南京完全可以从抓拍技术、制度惩罚上规范闯红灯现象，没必要动用“个人信用记录”这一额外功能。
早有法学专家指出，信用惩戒必须遵循“谦抑”原则，只有在现有的惩戒手段难有作为的情况下，才适用信用惩戒。比如将一些老赖企业纳入失信黑名单，给投资者做参考。如果现有的法律手段和道德批判足以惩罚违法违规者，则不需要采用信用惩戒，否则就是在施加法外之刑。
然而，在很多地方、部门那，失信黑名单和信用惩戒是百用不爽的魔法棒，仿佛只要轻轻一挥，各种令人头疼的文明陋习和城市顽疾，立马可以清除干净、无处遁形。在他们看来，没有市民愿意拿自己一生的信誉做赌注，背负一个不光彩的枷锁，更不愿意因为吃东西、扔垃圾这类的小事，而导致自己其他权利的可能受限。
同时，比起再三的执法、告诫、小额罚款和各种循环往复的治理运动，他们更喜欢这种一锅端式的治心之法，并将其视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手段和建设信用社会取得的了不得的成就。仿若只要按下“个人信用”这一万能法门，以往那些老大难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一个美好的城市指日可待，一个文明的社会就能快速养成。
所以，尽管坊间质疑者众，地方政府还是加速前进，时不时将“失信黑名单”拉出来溜溜，开发一两个新领域，以显示自己建设信用社会的阶段性成果。
个人信用记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强大的作用，不好说。一个朴素的判断是，如果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在信用记录里登堂入室的话，整体只会让人觉得很廉价，没有人愿意把它当一回事。
为了发挥效力，地方政府只能将信用记录和信贷、职业准入等方面强力挂钩，这样一来，又很可能造成法治的破坏、人心的惶恐和管理的混乱。
凭什么交通部门要插手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个人和父母之间的矛盾，要影响到其职业机会的选择呢?金融、铁路、交通等都来开黑名单，资源能否共享?彼此之间如何统筹?不同系统里列出的违规行为，如何实现惩戒的标准统一?在甲地犯的事，乙地是不是也要处理……
想想都头大。
恐怕，到时地方政府并不能达到预想中井然有序的治理效果，反而要承受沸腾的民怨，和越过正常渠道乱作为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