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台湾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进入第6天，无论是政府部门，抑或台湾民众都呼吁这场劳资争议尽快落幕。
但由于劳资双方态度强势，仍无任何协商成果，彼此都无妥协之意，似乎均已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
劳资分歧
根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受到罢工影响，长荣航空在本月底前预计将取消约900个航班，影响逾17万旅客，它被称为台湾航空业有史以来最大事件。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此次空服员大规模罢工呢?
两年来，代表空服员利益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以下简称：工会)与长荣航空进行多次协商，望资方保障和提高空服员权益。
工会向长荣航空提出“8大诉求”;即日支费应调高为每小时新台币150元;非会员不得比照适用(即禁搭便车条款);东京、北京、金边、胡志明市、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等9条航线改为过夜班;开放工会参与会员的人评会等惩处机制，并有发言及表决权;开放劳工参与公司治理，提供经营必要资讯等。
在协商过程中，劳资双方就工会参与推派独立董事或增设劳工董事、日支费和搭便车条款等存在巨大分歧，从而协商无果。
6月20日下午，长荣航空与工会重启协商，双方再次就在“日支费绑禁搭便车条款”协商时“卡关”。
长荣航空管理层对外称，所有员工理应一视同仁，不管有没有加入工会均应享受同等权益。长荣航空管理层认为，工会提出的禁搭便车条款，不但会造成长荣“同工不同酬”现象，为内部管理带来难度，最关键是极大提高了劳方话语权，为此后劳资纠纷埋下伏笔。
因此，长荣航空拒绝妥协，双方协商破裂，从而引发此次罢工浪潮。
“本次工会的诉求是否符合相关法令，目前还有很多的争议性。”台湾开南大学空运管理学系副教授卢衍良称。
他认为，近年台湾航空业的多次罢工事件源于政府部门不作为。
“在劳动部(门)的无作为(情况)下，放任许多法律疑虑没有释疑，因此，对长荣航空而言，无法接受具争议性的诉求，加上劳资协商过程，工会并无论述就决定罢工，因此造成目前局面。”卢衍良称。
法律矛盾
这次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对旅客权益和旅游业造成巨大影响。
澎湃新闻从长荣航空官网获悉，6月24日，长荣航空再次宣布取消6月29日及30日共169个航班，影响32500人，7月1日取消17航班，2日取消8航班。
由于正值暑假航空旅行高峰时期，造成数万旅客滞留机场或改变行程，因此罢工引发了台湾社会的争议。有人支持劳方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有人认为长荣航空不应妥协，更有旅行业者斥责空服员无预警的罢工行为“太恶劣”。
在部分媒体和学者看来，台湾相关法律不健全是造成当前航空业劳资谈判困局的重要原因。
卢衍良认为，工会提出的每一个诉求都有存在疑虑，尤其日支费、禁搭便车条款、劳工董事更是较大的争议点。
“日支费应该是提供组员在外地的基本生活所需，而不是在外地的物质享受，因此额度重点应该是建立在够不够用的基础上。如果要提高薪资收入，应该要从薪资结构层面来谈，而不是争取日支费。”卢衍良对澎湃新闻称。
他认为，工会提出的禁止搭便车条款也不妥。
“由于客舱组员在服勤时是一个团队，当存在差别待遇时，组员的合作必然产生困难，因此，禁搭便车条款造成的后遗症不少，应该以其他方案处理较妥。” 卢衍良说。
至于工会提出向长荣航空推派一席“独立董事”也存在法律争议。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工会律师在声明中认为，台湾《团体协约法》第12条第1项规定，确实有“参与企业经营与劳资合作组织之设置及利用”和“其他当事人间合意之事项”等相关条款，也并未明文限制、禁止“劳工董事议题”不得列入团协约定。
因此支持劳工的律师称，从台湾《团体协约法》的规定本身来看，不但立法者没有“禁止劳工董事议题列入团协”，反而立法者更有“允许劳工董事议题纳入团协”之意。
但问题是，台湾制订的《团体协约法》和《公司法》之间互相矛盾。
据《联合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公开表示，理解工会关心员工权益的立场和需求，但目前《公司法》并无设置劳工董事的规定，过去立法机关也曾对此讨论，但因涉及公司治理制度的检讨，未有共识。
“独立董事牵涉到法令问题，目前没有法源依据，如果要成为诉求，必须要先有法律基础，后续才有情理的讨论空间。”卢衍良称，此次事件不仅法律上存在模糊地带，台湾劳动部门也缺乏积极作为。
“关于日支费究竟是否为薪资的一部分，工会诉求与目前法令不合，但对于这类的争议，劳动部却从来没有对外释疑，放任争议增长，是行政不中立也怠忽职守。”卢衍良说。
他认为，台湾因为四面环海，对外高度仰赖航空运输，因此不希望屡屡有罢工事件发生。
“台湾航空业在历经三次罢工后，必须省思如何保障民众权益，因此，罢工预告期的立法刻不容缓，要给民众很明确的罢工日期、影响航班等等资讯，让民众可以依循。”卢衍良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