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德江县桥溪村,周兴柏老家的旧房。
周兴柏家借钱修建的新房。
桥溪村漂亮的新房比比皆是，但却没有什么年轻人在家，只有老人留守。
临近过年，贵州德江县萧条的桥溪村顿时有了生机。少壮的男人，窈窕的女人，活泼的孩子，在寨子里各家各户门前，抽烟打牌聊天，各家门前都停着各种档次的小汽车。
2月6日，腊月二十八。
罗亨富老人坐在下寨的家里，突然有人叫他。抬起头一看，是孙子：“才军(音，周兴柏乳名)回来了?”周兴柏提着两箱核桃花生奶，递到爷爷手上。坐了一会儿，也无甚话说，就起身告别，下了坎几蹿几跳，就回到了自己家里。
过了年，罗亨富几天都没看到孙子，于是问家人，才知道周兴柏正月初三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孙子周兴柏的消息。
借钱修新房 至今还差欠债三万多
12日，上海繁华一如既往，浦东机场人来人往。下午2点26分，一声巨响在浦东机场爆发，随后几小时惊动了全国。
当晚，贵州德江县偏远的桥溪村，一片宁静。一个电话打破了周德强家的宁静，电话那头是长堡镇派出所民警。不久，周德强就得到噩耗：儿子周兴柏在上海引爆了自制炸弹，自杀未遂被送进医院抢救。
周德强是怎样从震惊到接受现实的，记者无从知道，因为他拒绝接受采访。
14日下午，在桥溪村周家下寨，当记者提起周兴柏时，这位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子一脸愤怒：“他在外边做啥子事情，我晓得哪样?”说着转身就朝屋后走。一位正在厨房忙碌的女人，情绪非常激动，说不出话来，咿咿呀呀地朝记者大吼，转身抄起长柄铁瓜瓢，做出攻击状。周德强走出后屋，沿着一条小路爬上坎，然后消失在寨子房屋间。
周德强目前生活的房屋，低矮狭小。在这所房子的旁边，耸立着一栋砖混结构的新房，新房三层楼，尚未竣工，主体已经封顶，建材还零散堆放在周围。在桥溪村，修这样一栋房子，大概需要10多万元。周德强的本家兄长介绍，因为修这栋房子，他家还借了3万多元的欠款，目前还没有还上。
29岁的人了，仍然孤身奔波
周德强的愤怒，或许与羞愧有关。
在这个贵州偏远的寨子，老一辈的人们相对封闭。孩子们都在外边打工，彼此过得怎样孩子是否争气，明里暗里都有比较。
村里新房林立，一部分是新农村建设成果，更多的是外出打工的人们，挣钱修了宽敞高大的房子。
过年的时候，大车小车，塞满了寨子的马路。寨子热闹得像个集市。
年轻人们聚在一起，互相问你在哪里我在哪里，然后说一堆互相恭维的客气话，留下联系方式，同是一个寨子出去的人，却多年不见，留下联系方式后，又渐渐熟络起来。
老人们看着自己的年轻人说话，感觉自家娃娃混得不错，喜笑颜开。
除了年轻人，还有他们的孩子。
可周兴柏快三十岁了，仍然单身一人回家。他的爷爷罗亨富说，每年都是他一个人回来，没看到他有女朋友，村里都修了新房，前年开始，周德强也开始修房子，修房子的钱是不是周兴柏挣的，这位老人也不是太清楚，但他知道，为了修房子，儿子跟人借了三万多块钱，至今没能还上。
没车没房没媳妇不说，周兴柏现在还在外边犯了事，这的确让做父亲的有点窝火和羞愧。
在桥溪村，要找周兴柏的家也并不容易。
14日下午，记者来到桥溪村。漂亮的新房，几乎都是大门紧锁。好不容易遇上两位老人，正在屋里吃饭，看到有陌生人来，赶紧站起来：“同志，来，吃饭!”听说要找周兴柏，想了半天，村里没这个人。
这个村子，平时都是留守老人在家，四五十岁的治保主任，算是当地很年轻的人了。看到一个外来人打听本地人，老人们更多的是疑问：“你来这里找他做哪样?”
“老实本分，搞哪样都勤快”
关于周兴柏，寨子里的人的熟悉记忆，基本停留在他读书的时候：“不多说一句，也不开玩笑，搞哪样又勤快。”
跟很多农村老家人评价在外边出事的孩子一样，这个寨子里的人，都觉得周兴柏老实本分，对于其在外边犯事，都觉得震惊和不可思议。老人们说，他在寨子里也不胆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老老实实读书。10年前，高中毕业后，周兴柏没能考上大学，在那个年龄，寨子里的孩子唯一的选择，就是外出打工。周兴柏也一样，打了行囊，跟着寨子里的年轻人，踏上了南下广东的路。
周兴柏的爷爷罗亨富告诉记者，最初，周兴柏去了广东的珠海，后来又去了中山。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跟他同路，过年时节也一起回来。后来他在外边混熟了，就一个人到处跑，也不知有没有人跟他同路。外出打工后，周兴柏出现在寨子里的时间就更少了，很多人同村人也不知道周兴柏这个人，而老人们，也只是知道他的小名“才军”。
桥溪村的治保主任也很多年没有看到周兴柏了。他还记得有一年，周兴柏回来了，在路上相遇，周兴柏叫了声“外外”(音 当地称比自己晚一辈的人)，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就径直走远了。“跟他父亲性格差不多，不多说话，不感兴趣，就直接不理。”这位治保主任举例说：“又一次，有人喊周德强打牌，喊了三遍，周德强就在那里，答都不答应。”
“若跟家人一起，不会走上这条路”
外人都不知道周兴柏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更无从知道他是为什么要去浦东机场干下了轰动全国的事情的。
目前，跟外界一样，寨子里的人，只能根据上海警方的公开信息，了解到周兴柏的简单轨迹：
2014年，周兴柏去了江苏昆山。这里，电子厂众多，他进了一家电子企业，两年来，一直在那里打工。在厂里的时候，周兴柏住在宿舍，后来又在外边临时租了房子。在这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他迷上了网上赌博，输光了所有积蓄，平时的工资根本不够花销，吃饭过日子，只有向朋友借钱。
在制造上海爆炸案前，周兴柏在一个微信群里留言：“欠了很多人的钱”，“准备去干一件疯狂至极的事情，丢小命是一定的”。
没有人知道，周兴柏为什么会想到要亡命疯狂，而且选择在了上海的浦东机场。他的爷爷罗亨富认为，如果有个家人在身旁，或者有女朋友跟他在一起，也许他不至于迷上赌博，更不会走上这条路。
在微信群留言后不久，6月12日上午7时34分，周兴柏从江苏昆山出发，乘坐长途汽车前往上海。到了上海后青浦，坐上公交车到了浦东机场。
当罗亨富再次听到孙子消息的时候，周兴柏已经闻名全国，躺在上海的医院接受抢救——当日下午两点26分，周兴柏引燃了土炸弹后自杀，惊动了全国。
桥溪村大多数村民都还不知道，上海浦东机场的爆炸案，原来就是同村人干的。
得知消息后，一位老人赶紧给在广东的儿子打电话，问他最近忙什么，又说了周兴柏的事，“记者都来了……你在外边不要乱搞……”
记者手记：老家的乖娃娃 何以成了犯罪嫌疑人?
农村的乖娃娃在外边违法犯罪，这些年我采访很多。罗亨富老人那句话却让我颇有感触：“如果有家人在身边，或者有个女朋友，也许他就不会干这些事。”
这些年，打工成了绝大多数农村年轻人选择。我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远离了传统的舆论和道德环境，失去了这些环境的制约，法律成了唯一底线——甚至很多人突破法律底线，只有回到村子里，他们才恢复乖娃娃的样子，对长辈对熟人谦虚诚恳。所以，当老家人听说某某某犯罪后，总避免不了满脸愕然。
如何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遵纪守法，也成了很多农村留守老人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担心孩子的安危;另一方面，他们担心给家族带来羞耻。所以，过年时，很多老人们总会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乱来”。桥溪村的治保主任也常常给21岁的儿子打电话，关心他的近况和行踪。这位中年男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总会跟回村的年轻人们提个醒。
但这些努力何其苍白!周兴柏还是迷上了网上赌博，还是提着土炸弹走进了浦东机场。
学者欧阳爱权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冲击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伦理观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效率、法治、平等诸观念意识。但物化和功利意识的极度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和社会危机。
脱离了传统的乡邻环境制约，面临强势的市场话语，正如法国学者H·孟德拉斯所说：劳动者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良心、干劲和牢固的劳动观念，家庭、父亲的道德观念也不再是劳动者评价的主要依据和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部分打工者逐渐放弃了一向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金钱万能”观念凌驾一切之上。
因此，当农村道德环境对打工者逐渐失效后，新的法治教育如何在他们心中扎根，成为我们亟待考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