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跨年夜踩踏事故发生后五日，中央政府层级首度有官员对事件做出全面的评析与反思。1月5日，《中国旅游报》和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均刊发了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的署名文章。杜一力说，即便是未加以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而外滩事件的教训是，“安全防范远不止尽快建立景区流量控制制度这么简单”。
杜一力说，过去这几年间，上海举办的跨年灯光秀活动，都有上海市旅游局的参与主办。而今年元旦，是旅游部门“不参与主办的第一年，事故就发生了”。面对此一悲剧，“旅游界的人士，不能只有侥幸，没有反思。”
杜一力认为，外滩事故的原因，并非上海市的基础设施不良或管理经验缺乏，更绝非市民的素质问题。据她分析，酿成踩踏悲剧的因素，主要在于上海市的决策者既已决定今年不在外滩举办大型跨年活动、又在其他地方以小规模的灯光秀替代部分需求后，外滩所在的黄浦区，就“没有按照大型活动的一般作法，广泛动员多套预案严阵以待”，“因为考虑根本没有什么大型活动要举办”。
杜一力强调，“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以出了问题，这是最需要深思的问题”。
她引述《大型群众性活动管理条例》的规定说，当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在组织各类活动、并须对其安全负责时，尽管各个部门间的配合时有不足，但是总体的责任明确。因此，“政府总会动员各种资源，形成防范机制，基本是人人神经绷紧，即便有疏漏也有人补台”;靠着人力和各种行政措施防危、堵漏，最终勉强达成“乱乱哄哄，圆满成功”的局面。
然而，当一地没有组织活动时，所在地政府、上级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意识，则会“下意识地放松”，“但是法律并没有免责”。杜一力直言，“政府不组织，还是会有群众性的活动出现，这种没有组织者的群众活动，政府仍然要承担责任”。而且，这还是“一些政府尚不自觉自知的责任”。
杜一力援引《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规范说明，此处所谓的“负责”，指的是从预测、监测到应对处置的全方位责任。她还解释，在2003年非典爆发以前，各类安全责任的主体皆为经营者、管理者、主办者;但在非典爆发以后，“公共事件的责任主体明确是各级政府”。
杜一力分析，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各地由政府主办的各类活动都正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另一项趋势日益明显，亦即“人们的需求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形成各种各样的大活动、中活动、小活动”。以此次的外滩事件为例，杜一力就认为，“人们已经形成的过节习惯，不是政府一纸声明‘不组织活动’就可以化需求为无形的”。
杜一力表示，市场需求形成的各种活动和行为，正需要政府施展公共服务职能，对其安全性给予保障。而外滩事件的教训，则在于政府主管部门“要主动追踪社会动向、追踪市场动向”，为公众提供更加精细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守夜人的责任就是这样”，杜一力说。
在文章中，她还提醒各地旅游部门：即便《旅游法》规定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旅游安全工作，但各地旅游部门不能“如释重负”，不能有“可以不要管那些我们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了”的心态。否则，杜一力称，“这个想法像外滩事件的管理者一样，有点危险了”。
事实+
国外如何防范踩踏事件
英国伦敦每年有几十万人到泰晤士河边观看新年焰火表演，在议会广场等人流集中区域，有专人负责统计人数。如果人数达到各区块所能承载人数上限，将停止放行。
德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前举办迎新活动已多年，活动现场共设7个出入口，一旦人数超过设定上限，警方便会关闭入口。
在美国纽约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时报广场，水晶球“从天而降”的倒计时跨年活动是百万人参与的超大狂欢派对。为保证安全，纽约警方将时报广场分成若干区域，用障碍物隔开，游客一旦进入一个区域，便不能随便出入。一个区域被占满后，警方才开放下一个观众区域，直到所有区域填满人群。
在澳大利亚悉尼跨年庆典烟花汇演中，现场观众达150万。为保障安全，警方都会提前两周通过传媒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并告知人们届时将扩大无饮酒区域及警方将采取的措施等。
在法国巴黎，为保证新年期间外出庆祝市民的安全，烟花爆竹及一切易燃品被禁止销售。在人流密集的香榭丽舍大街及埃菲尔铁塔附近区域，还禁止销售任何含酒精的饮品。酒吧、啤酒馆在这天都被要求早早打烊，只留下咖啡馆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