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根据举报内容写成的稿件发到了县里
最开始，柯尊年是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来监督此事。
“在西安住了好几天，就是找媒体。”经由朋友介绍他找到了某中央媒体，“我向他们口头反映了这个事情，当时他们的主任很重视，表示一定会派记者去采访。”
但之后却是漫长的等待。柯尊年回忆，一个多月里，没有记者再联系过他。
最终，等待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8月19日，某中央媒体的人联系了他，表示稿子已经做好，发到县里去了。柯尊年没明白为什么稿子会发到县里，“我觉得自己被卖了”。
这篇稿子最终并未见报或者见诸网络。更奇怪的是，第二天，很多朋友都打电话给柯尊年，说罗尔平在找他，而柯尊年家附近，也有人在到处打听他的去处。
罗尔平是柯尊年第一任妻子的妹夫，在县里做旧城改造工程。虽然两家有亲戚关系，但此前多年并无联系。当晚，柯尊年手机关机，躲到朋友家看电视看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早上，柯尊年醒来打开自己的手机，七八条未接来电的提醒信息就涌了进来。
这是8月21日上午，柯尊年说每隔半个小时罗尔平就要给自己打一次电话。在电话里，罗尔平表示，有非常要紧的事情，要见自己。柯尊年觉得自己是不是“暴露了”，对方要给自己送钱?柯尊年一向对举报后别人送礼非常警觉。
柯尊年最终决定去见罗尔平，对于这个决定，柯尊年解释说是因为“罗尔平这个人特别能缠人”。从此时开始，柯尊年就将与罗尔平的所有通话进行了录音保存。
柯尊年特别害怕跟钱产生关系，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他决定找县检察院的检察长举报此事，“我怕万一他给了钱，我说不清楚，所以我就去找检察长说我要举报”。
当时，柯尊年并未下定实名举报的决心，他没有向检察长孙启斌说出自己要举报谁，“我就说自己打算举报一个副县长，现在有个开发商不断找我，可能要给我钱怎么样，我最怕的就是钱。”
孙启斌向记者确认了此事，他回忆说，当时柯尊年来主要是三个目的，一是要求举报，一是要求司法保护，此外，“柯尊年还说他来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害怕别人给他钱陷害他”。
“花20万、30万，去摆平”
柯尊年在见罗尔平时，同时使用了录音、录像设备。在这段长约50分钟的视频里，身着灰色短袖polo衫的罗尔平表示，叶县长遇到了一些麻烦，被人找到媒体举报入股开公司、带私企老板出国等问题，希望柯尊年能去西安找到相关的媒体把事情摆平。
视频显示，期间柯尊年曾说：“要处理这个事情要看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那代价就很小。”但罗尔平并未对是否真实一项接茬儿。
柯尊年提到自己比较忙，现在人生的目标就是大儿子考上大学，给他买个房子娶媳妇，小女儿能健康成长。罗尔平听到后表示，房子很好解决，自己房子很多，柯尊年掏个本钱就行了。
罗尔平提到：“假如老叶完了，我这个项目也就完了，分管领导是至关重要的”，“我搞项目没有他的支持，搞不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套房在我一个亿里(算什么)”。
双方还对公关媒体的费用进行了讨论。柯尊年表示，10万元公关两家媒体“怕是不够”，罗尔平则一边抽烟一边做着手势，“我这有10万元，你先拿上，全权交给你了，花20万、30万，去摆平”。
视频显示，当天12时29分，罗尔平起身去找一个房间的房门钥匙。12时34分，房间打开，罗尔平拖出一个西凤酒的红色袋子，嘟囔着“怎么还有散钱”走向柯尊年。此时视频结束。
这10万元现金中，有8万元是100元面值的，两万元是用塑料皮封起来的10元面值的。柯尊年拿了钱就直接到孙启斌检察长的家中，将所有现金上缴。当时孙启斌正在午休，被叫醒的他手写了一张收据给柯尊年，这张收据后来被正式的收据代替。
柯尊年表示，自己希望进一步调查开发商跟副县长之间的事情，所以希望孙检察长不要立刻找人将赃款入库，双方只是互相拍照留下了证据。孙启斌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至今，柯尊年说自己仍然没想明白当初的会面，“不知道他是知道了，是我去举报的，然后让我办事顺带给我好处，还是只是因为我反腐出名有媒体朋友，单纯找我来办事。”
记者在棚户区改造的办公室找到了罗尔平，罗尔平表示相关的事实会有政府部门提供，他不回答任何问题。但他向记者表示，自己跟叶副县长除了工作上的交往没有任何其他交往。
此外，虽然记者反复确认，但罗尔平表示，柯尊年从来没有来到过自己这间视频中曾经出现的办公室。他还反复表示，“我不是什么当事人”，“这个事情应该有政府管，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记者问为何视频中有他和这间办公室的情形时，他说：“看视频里有我，是诬告我。”
据了解，视频的真实性已在司法机关接受鉴定。
举报人的住所被包围，有人踹门
之后，柯尊年再次去西安寻找媒体曝光监督此事。
其间，罗尔平给他打电话。录音显示，罗尔平称自己是来西安办事，顺带又给他带了10万元活动。但柯尊年以之前的10万元还没有送出为由拒绝了罗尔平。
此后，柯尊年又给孙启斌检察长打电话告知了此事，并希望他能赶来西安一趟。8月26日，罗尔平找到柯尊年送钱，柯尊年同样进行了录像。
录像中，柯尊年表示最近钱不好送，“新快报的刘虎都被抓了，没人敢要”。录像显示，当天21时35分，罗尔平从身边的挎包中拿出了一沓100元的纸币，说“再拿1万，该花的花”。
孙启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检察机关收到10万元和1万元现金是事实，相关的录音录像柯尊年也都已经上交，真实性还在核查。
“这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在调查。”孙启斌说，“另外，即使这些钱真的是开发商给的，定性上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他是边举报边收钱，我们宁陕检察院以前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天，孙启斌也来到西安，柯尊年将这1万元交给了孙启斌。
在西安，被多家媒体拒绝之后，9月初，终于有一家媒体派出记者前往宁陕进行了调查。但9月25日，前往宁陕的记者告诉柯尊年，稿子因故不能见报。当天，网上开始出现叶庆春出国旅游的相关材料和柯尊年的电话。
网络举报似乎起了作用。9月26日，柯尊年收到孙启斌短信，“有急事，请回电”。当天，柯尊年从西安赶回宁陕，接受了检察院的调查。同一时间，罗尔平也接受了调查，并看到了柯尊年偷偷拍摄的会面录像。
一切终于摊牌，柯尊年说，9月29日23时左右，罗尔平带人围住了柯尊年的家，先是谩骂，继而踹门。“两辆车，一辆是罗尔平的座驾，一辆是面包车，后面还有几个小年轻骑着摩托。”
报警并联系纪委、检察院之后，县纪委书记邝贤君、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启斌带队驱散了人群。但是他们离开后，又有不明身份的人回来堵在楼下，警察来则离开，如此反复。
第二天7时，是警察带着柯尊年的两个孩子一起上的学。柯尊年则一直等到9时门口没人才敢出去。
当天，柯尊年夫妇花了近5000元在楼梯口和家里分别安装了4个摄像头，柯尊年又给自己买了一件新武器——擀面杖。至此，每天出门，柯尊年都会带上钢盔和擀面杖。
柯尊年现在开始有些后悔卷进来，他觉得在一个小县城“实名举报”压力确实太大，“本来也没想实名的，最后走到这一步。”
孙启斌检察长不认同柯尊年私下去找媒体的行为，“事情需要调查，不能听柯尊年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有一点是确定的，柯尊年作为公民进行监督的行为应该受到保护。”
第一次见到老柯的时候，他戴着钢盔，拿着擀面杖，在小城往来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
人们喜欢叫柯尊年老柯。老柯在这座小城里是半个名人，跟西安的很多记者都打过交道。
然而，他的生活却一团糟。“他这个人，做父亲一点都不称职，做丈夫太失败!”妻子石教琴毫不避讳地这样评价着老柯。
她示意记者看看家里的环境，“你看都是啥样子”。在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沙发和茶几几乎占了一半的地方，由于空间逼仄，物件摆不过来，显得很乱，连椅子都是小圆凳。
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电子显示屏。里面有4块方格，每一块都对应着一个实时监控的场景。今年9月29日，在遭受一次多人上门威胁后，老柯买回来监控设备，把家的周围都监控了起来。他家里还有个高倍望远镜，花900多元买的，可随时观察远处的情况。
摄像头、望远镜，再加上老柯出门就戴着的钢盔和擀面杖，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反腐人，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一个“异类”。
“既然要反腐，就不要怕被人看作异类，也不要怕被妖魔化。”老柯这样给自己打气。但石教琴接受不了，她觉得，每次出门，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大家都不把你当正常人看”。
宁陕县城很小，才1万来人，又是坐落在一个河谷里，整个县城才两三条主路，谁都熟，这更让石教琴感觉“没脸见人”。老柯举报副县长后，她干脆把工作辞了，整天待在家里，就是因为受不了出门的压力。
石教琴是老柯的第三任妻子。柯的第一任妻子在孩子才4个月大时病故，第二任妻子在两人结合了四五年后离开。“她就是受不了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主动要求离婚的。”石教琴说。
2003年，实名举报时任宁陕县县委书记，是这位民间反腐人士的第一个反腐动作。当时，丈母娘家遭受了洪灾，他却在北京举报。
石教琴是2006年看病时认识老柯的，“那时候，感觉他是个实在人，工作特别用心。作为医生，他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没得说。”
但婚后没多久，这个“实在人”就开始让她担惊受怕起来。“好几次，不声不响地就消失了，也不告诉我去了哪儿，好几天连人影都见不着，你打电话，他要么关机，要么就说别问。”
石教琴渐渐从旁人口中得知，丈夫一直在进行各种举报，而且，举报对象都是宁陕本地的官员。
网络上也能检索出，自从2003年举报县委书记后，老柯又陆续举报了10多件事，如2003年宁陕洪灾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国农业银行宁陕县支行客服部经理拒交停车费并殴打收费员、宁陕水利局局长发暧昧短信等，不仅进入媒体视野，有的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
“几乎每次我都是实名举报，因为实名举报一是说明我证据扎实，二是实名举报有规定要给回应。”老柯说。
实名举报，在石教琴看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不务正业也就算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还经常实名举报当地官员，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石教琴说。
她说，在亲友眼中，老柯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但是很傻，举报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收益。“老有人来说情，送礼，老柯说，千万不能开门，一开门就完了，就会被当作敲诈勒索政府带走。所以，我们家的大门从来都锁着。有时候，送礼的人把礼物放在楼下的修理店里，我们碰都不会去碰一下。”
石教琴说，为了反腐，老柯经常去西安甚至北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家里人都不理解。“他的老父亲也骂他，甚至一度跟他断绝了来往，我也经常劝他，有一阵子，他说他以后再也不参与这种事情了，但是一有事情了，还是去了。”
现在，一家4口人还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如果正正经经做事，我们家不至于这样。”
这次实名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旅游后，石教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甚至想到了离婚。“有时候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一天忙忙叨叨的，连饭都吃不上，经常一天才吃一顿饭，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反腐是国家的事，你一个普通人能做得了吗?你做这事要搭上全家，你值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