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替“大黄鸭”的创作者霍夫曼惋惜，认为他好不容易制造的“鸭商机”，却让山寨者发了财;可是也有人认为，“大黄鸭”本来就是个山寨货，既算不上艺术品，也无从谈及版权问题。看来，畅游世界的“大黄鸭”这次来北京，就遇上了版权新问题。
一问：“大黄鸭”有版权吗?
针对霍夫曼和“大黄鸭”的质疑之声，首先来自艺术圈。不久前，青年艺术家辛鑫率先对“大黄鸭”发难，在他看来，大黄鸭不过是将平日常见的玩具放大化而已，艺术家通过对现成品进行艺术加工，本身无可厚非，却不能因此就获得了衍生品的版权，“如果这样也可以，那么一切‘山寨’行为都将拥有合法外衣。”
辛鑫的这番质疑，得到不少艺术界人士的力挺。有人批评说，“大黄鸭”的抄袭痕迹过重，这种“把现成品直接拿来创作”的行为，“是以艺术之名行侵占他人知识产权之实”。艺术批评家陈默则认为，霍夫曼的艺术创意只是对原物件的体积进行放大，不仅做法早已不新鲜，而且非常容易被模仿，很难受版权保护。
也有艺术界人士力挺霍夫曼。在798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夏季风看来，当代艺术中动用现成品进行创作很正常，关键在于生成的作品是否有独特的理念，“作者将它扩放到很大，并且放置于公共水域，这里面有着观念和行为的理念。”著名艺术家徐勇也力挺“大黄鸭”，他认为“放大”就是“大黄鸭”的创意，“外形的相似性并不构成侵权的证据。”
二问：“山寨鸭”是否侵权?
“大黄鸭”在香港引起轰动后，国内各地曾纷纷涌现出各种山寨版“大黄鸭”。当时，霍夫曼曾表示，目前世界上正版“大黄鸭”只有10只，且全都是经他亲自授权制作，且由他最终决定其去向。言外之意，国内已经出现的所有山寨“大黄鸭”都属侵权之作。
不过，国内的法律界人士却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曹玉芳认为，如果商家仅仅以鸭子形象本身制造商品，并不构成侵权，因为鸭子形象是属于公有领域的资源，个人是不具备排他性权利的。“简单来说，如果有人是对着鸭子来模仿画鸭子，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如果他是照抄他人创作的‘鸭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她解释说，无论是国内各地出现的山寨版“大黄鸭”，还是北京街头现在贩卖的“小黄鸭”，只要拿来与霍夫曼的“大黄鸭”进行对比，如果是对“大黄鸭”的单纯复制，才可能构成侵权，否则侵权一说将无从谈起。“要准确定义侵权，首先得弄明白原创作品都有何种独特创新之处，然后才是后面出现的大小黄鸭是否侵犯了这些创新性，因此并不能一概而论。”
三问：艺术边界到底在哪儿?
类似“大黄鸭”这样的作品，霍夫曼还创作过好几个：抱着枕头的棕熊、彩色拖鞋组成的猴子、用鹅卵石堆成的兔子……这些作品外形各异，不过和“大黄鸭”一样都是大个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通过展现生活中常见物件的巨大，来显现我们人类的渺小和平等。”霍夫曼介绍说，“大黄鸭”经过了长达5年的文化积淀，才真正具有了象征意义，尽管依然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只大鸭子。
艺术界和法律界围绕“大黄鸭”展开的争论也正如同此理，人们喋喋不休讨论的关键在于：使用品和艺术品的分界线到底在哪儿?对此，著名美术评论家郭晓川认为，国内之所以会有人对“大黄鸭”提出版权方面的质疑和争论，证明国内艺术界和大众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受度极为有限。
郭晓川解释说，在当今时代，艺术品更像是一种观念的赋予，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他对生活的一种认知，比如霍夫曼的“大黄鸭”，带领人们寻回童年的简单又美好的回忆，任何一个后来的模仿者都只是简单地复制其外形，却无法带给人们同样的艺术感动。
虽然艺术界和法律界对“大黄鸭”的版权之争难以形成结论，但在著名美术史论家刘曦林看来，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无论各方提出的观点是否完全合理，但公众的关注本身就会成为推动版权保护意识的一股力量。”据乐观地估计，再过几年，当人们重新提起“大黄鸭”的这次北京之旅，或许会将其视为一次版权意识的集体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