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发出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也于6月26日回应称，“首创阿房宫文化旅游产业基地”项目占地1000亩，是一个依托阿房宫品牌、独立运作的文化旅游产业项目，不存在拆旧盖新。其实，上述澄清与本报报道并无冲突之处。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了比秦阿房宫遗址规模更大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开发工程，发现自从2004年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在曲江新区开创了以“文化+旅游+地产”为核心的曲江模式以来，从唐大明宫遗址到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都继承了“旅游+地产”的开发模式，为西安的大遗址保护带来过度商业开发之忧，因此也总是引发公众非议。
依靠外围开发反哺的大遗址保护
汉长安城遗址的开发计划以政策性土地流转融资谋取“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发展基金”，以外围开发反哺遗址保护。
最近，西安优活城项目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开盘1个小时之内，创造了选房388套、揽金1.96亿元的新纪录。
优活城项目位于西安市朱虹路和方新路交叉口东北角，与西安市最大的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特区仅有一路之隔。“对面就是汉长安遗址重点开发区域，开发商给我们讲了未来的规划和安排，对于这个项目的升值潜力我很有信心。”一位签约客户表示。
汉长安城遗址特区号称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遗迹最丰富、文化含量最高的都城遗址，规模面积为75.02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汉长安城城址区面积54.81平方公里、建章宫遗址区面积9.38平方公里、礼制建筑遗址区10.8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汉长安城城址区当中的36平方公里。
该遗址特区南邻西安市北二环，西、北为三环路环绕的区域，距离西安市中心地标——钟楼只有20分钟车程。目前，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之内聚集着西安市最大的城中村，其中包括14个村庄，常住居民达到5.76余万人;按照规划，这些居民的住房将在2015年12月以前被全部拆迁。
目前，在仅有一路之隔的朱虹路东侧，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的繁华所在。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内，未来将会按照“一心、一环、七大板块”的思路进行保护和开发，其中“一心”就是文化保护核心区，建设以遗址保护、历史博览、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为主的汉长安城国家遗址公园;“一环”就是在遗址公园四周建设聚集旅游、居住、休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汉文化风貌区——环城景观带，以政策性土地流转融资谋取“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发展基金”，以外围开发反哺遗址保护;“七大板块”则是在遗址的东、南、西、北方向分别打造一个景观带，其中在遗址西边还将打造一个“经济产业园”板块等。
按照西安市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时间表”，2013年主要工作是完成遗址核心区的土地回收、村庄整理等工作;2014年至2015年，基本完成区内居民安置和遗址区域内主要遗迹的保护展示工作，基本形成遗址公园，达到考古遗址公园的开园标准;2011至2015年，陆续建设外围景观带、文化产业带。
一以贯之的“旅游+地产”开发模式
“从唐大明宫遗址到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西安市都选择了一条倾向于‘城市经营’的路径，这也是无奈之举。”
陕西省多位文化学者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陕西省就在国内率先提出“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的问题;有学者于1997年提出了在汉长安城遗址上发展观光农业的思路，当时很多居民在汉长安城遗址上挖鱼塘，学者提出，“与其限制养鱼，不如告诉百姓应该做什么，引导他们在不破坏遗址的情况下致富”。
类似的思路一度引起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关注，也遭到国内很多专家的反对。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建议将汉长安城遗址范围之内的村民全部迁出，从整体上保护汉长安城遗址。在此之后，陕西省也将汉长安城遗址的“利用规划”改为“展示规划”，继续寻找突破。
直到2010年，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开发项目与西安市城市改造规划相结合的模式，获得经济效益上的成功之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规划》最终谋求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由此，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工作，与城中村改造、“申遗”等多重诉求捆绑到了一起。
西安市政府曾经表态，在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将寻找一条不同于唐大明宫遗址的模式。但前述文化学者表示，从目前的规划和推进的计划来看，其实两者都是一脉相承的模式。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规划》显示，“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需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投资200亿~300亿元，整体区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西安本地的一位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么大的项目投资肯定需要引入开发企业，预计未来几年该区域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将超过千亿元规模。
参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和开发的文化保护人士告诉记者，在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开发中充满了微妙的博弈，因为投资规模巨大，如何找到资金对于政府来说成为一道最为现实的难题，而如何引入开发商，就难免落入地产开发的圈套。
对于唐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上述房地产企业负责人总结称，实际上就是一种首先划定遗址范围、接着在遗址上包装国家遗址公园、同时在遗址周边运作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模式。据透露，在唐大明宫遗址的开发过程中，由于周边的建筑物限高，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无法实现收支平衡，西安市政府曾经被迫于2008年给予相关企业新增的可供开发土地指标，从而达到平衡收支的目的。
“唐大明宫遗址的规划面积是19.2平方公里，其中真正核心保护区为3.2平方公里，外围的16平方公里都是用于平衡核心保护区投资的。”上诉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汉长安城遗址也一样，核心保护区是36平方公里，外围区域也将用于开发，从而平衡核心保护区的投资。
“目前西安的财政收入只有600亿元左右，中央财政对于地方文化保护的拨款又十分有限，大遗址保护却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从唐大明宫遗址到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西安市都选择了一条倾向于‘城市经营’的路径，这也是无奈之举。”西安文化系统一位官员表示。
民生、文化保护、商业利益协调之难
“文化遗产和遗址的过度包装现象普遍存在，最后变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利益群体的牺牲品。”
曾主要参与西安多个遗址规划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锦秋表示，西安应该“把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和历史文化遗产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生态资源相互依托。”
这位规划大师的理念是，强调文化遗产的“融入性”，让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市民生活“和谐共生”，大遗址保护工程的定位应该是民生工程，周边应该兴建大量城市文化设施，从而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活动等。
让学者们担心的是，西安的文化遗产、遗址保护正在走向这种理念的反面。多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文化遗产和遗址的过度包装现象普遍存在，最后变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利益群体的牺牲品。”其中一位学者表示。
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陕西省、西安市政府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圣学就向记者表示：“推进城市中遗址文化的保护应是第一位的，不能把文化遗址保护搞成开发项目，更不能打着文化遗址的牌子，给小团体搞利益，搭车占地搞开发。政府在具体项目上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古为今用、造福民生的目的。”
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平衡协调城市发展与文化遗址保护之间的关系?独立艺术批评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者岳路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应该立足本分保护好人类文化遗产，不能越界限。解决好制度性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是解决之道;而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用文化产业的包装纸重新包装土地财政是目前一些热衷遗址开发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