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旅游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王衍用(资料图)
“高费限流”保护古城作法合理吗?
事实：据凤凰县统计，今年4月10日凤凰古城收取门票以来，五一黄金周游客人数同比降12%，但购票人数同比增加150%。数据显示达到了凤凰政府所希望，通过减少游客人数来保护古城又提高了门票收入的初衷。
“高收费限流是目前著名景点较通用的做法，故宫也在采用。但凤凰古城以此方式来限制游客人数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大家不反对故宫收费，而反对凤凰古城收费?”李明德解释，因为故宫是先人遗产，凤凰是居民的私有住宅组成。目前我国除了部分博物馆不收费之外，多数景点都在收费，百姓本来就意见很大，凤凰景点是让更多游客去融入并享受当地百姓的生活状态，政府是不宜收费的，而是通过规范当地的商家客栈，引导游客正确消费。采取高票价达到限流保护并非高明之举。
“减少游人保护古城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把居民居住的社区圈起来收门票就不合理了。就如北京城二环以内，关起来收费就会遭到全民反对。”王衍用认为，通过收费令游客数下降，可以采用其他方式，以圈城收门票这种方式欠妥。国家目前无尚相关法律来规范，只能靠舆论监督来处理。《旅游法》规定不能擅自提高门票，但是《旅游法》的约束力度有限，中国人法治观念太淡，谁执法，谁监督，谁对违法者进行处罚等等都是问题。只有媒体舆论力量，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维护古城，政府有专项的维护经费，再利用收费来维护也可以理解，”王衍用进一步说，“但因商户们交过税，税收里有一定比例用来进行保护古城，再收门票来维护古城有双向收费之嫌。当政者不应让旅游者来埋单。另外，这些收费是否都用于古城保护无法监督，一旦挪用，政府就会彻底失去公信力。
“凤凰不同于故宫，故宫是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而凤凰属于社区型景区，是居民组成的一个文化大社区，这不能等同于故宫的收费。”刘思敏也与李明德持有同样观点。古城的景观等特质是由当地人的民居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构成的，凤凰古城之外的人没有做出相应贡献，其产权及其公共属性应属于当地人民，性质类似于集体所有。对旅游者来说，去凤凰主要是欣赏古城风貌，体验最接近古代生活和商业的氛围。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刘思敏(资料图)
旅游“公共资源”到底如何管理利用?
事实：近年来，全国不少景点采用转让经营权的方式，地方政府与公司合力开发旅游资源，景点做活了，当地经济受益了，但因景区门票随意涨价，游客对一些地方的“门票经济”怨声载道。
关于旅游资源所产生的“门票经济”，一种主流的非议是“旅游资源归全民拥有，不归地方拥有，因此地方无权利用旅游资源牟利”，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完整的两个方面是：在理论上，地方既无权利用全民共有的旅游资源牟利，也无义务承担资源开发与景区维护的责任。目前旅游资源不可替代型景区(尤其是所在相对欠发达的景区)的产权责任制度扭曲，产权不清晰、责权未理顺。中国景区门票价某种程度的混乱，其根源不在于地方政府的“越权”，而是权利和责任划分的不明确。
凤凰古城的门票政策能走多远，需要时间的考验。这些属于“公共资源”的旅游名胜区到底该如何管理运营?
刘思敏表示，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界定“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因为产权属性不同(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中央国有还是地方国有?)，以及公共旅游资源的品质等级不同(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县级?)，性质差距很大。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范，这样抽象的规定，可能在执行中难以兼顾公平，同时也很难落实。
国家发改委今年“五一”黄金周前曾发通知，“五一”期间，实行政府和政府指导价的1200余家景区提供优惠票价，整体降价幅度近20%。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许多地方存在多种“猫腻”，并未严格执行。
刘思敏建议，全国的立法机构应尽快制定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以期规范管理一批公益型景区，实行免票或者低票价;由中央政府明确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国家公园制度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同时将“国家公园预备清单”作为过渡性管理措施。
确立“国家公园预备清单”景区执行以“合理成本+合理利润”为原则的门票定价机制，并仿效上市公司定期公布经过第三方审核的财务数据，将其经济运行情况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兼顾投资者、游客、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这也许是未来旅游资源的有效管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