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模式玩不转了
“我们出32个亿，但周边的土地一分钱也没升值”;“现在我们想撤，却撤不出来”。
在法门寺项目出台到陷入僵局的时候，同一时间里，“曲江模式”出现了，并且疯狂生长。最终，二者于2006年走到一起。
提到曲江模式，则不得不提段先念。2002年6月，段先念兼任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西安曲江新区发展公司总经理。此前，他是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段先念履新后，将曲江新区定位为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从2003年开始，曲江新区着手大雁塔景区、大唐芙蓉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的开发。
而所谓“曲江模式”，段先念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如此解释：“曲江模式是文化资源加旅游，然后再加城市。文化资源经过整理，提炼、创意以后变成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带来人气、商气，周边的城市升值，有钱了，再返回来投到文化，这样一个循环。”
短短数年内，曲江新区房价飙升，一气从低洼地带，跃升成为西安市的顶点。而曲江新区也成为了西安市的江南区。
有此骁将，曲江系被认为是泥潭中的法门寺景区项目最合理的操盘者。
2006年10月1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由西安曲江新区派出经营建设团队，全面负责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
2007年3月，曲江新区组建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团队，由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兵带队，任公司董事长，以“外援”的姿态奔赴宝鸡，法门寺文化景区工程再次启动。
2009年5月9日，法门寺景区建设完毕，顺利开园。但曲江系的建设团队却并未功成身退，而是留下来成为了景区的经营者。
2012年6月，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唐喆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当初曲江介入是政府的决策，现在我们是想撤，却撤不出来”。
曲江不愿久留，是因为曲江模式此前的玩法，在法门寺玩不转了。
曲江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圈地→文化艺术炒作→全球招标搞规划→贷款→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其中，“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是这个游戏得以循环下去的胜负手所在。在此之前，都是投入，在此之后，才有产出。显然，法门寺景区工程并不是“曲江模式”的菜。
段先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法门寺我们出32个亿，周边的土地也没升值，一分钱也没有，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原因是什么?远离城市。法门寺不错，文化资源也不错，我们来旅游可以，但是你让我们住在这，把家搬到这，不可能。”
活人的钱一时半会赚不了，在二期开发项目中，曲江系盯上了死人的钱袋子。灵境项目名为人文纪念性观光园，实际上是利用当地土葬用地名额建设的祭祀用墓地。禅修林则是曲江文投计划在合十舍利塔周边东、西、北三侧，建设四个禅修主题的类似房地产项目。虽然景区的房价没有升温，但禅修林项目以产权式酒店的形式向银行抵押，得到数亿的贷款。
事实上，曲江系建设团队的介入，虽然让法门寺景区的建设问题迎刃而解，顺利完工，但之前所面临的资金问题并未解决，这颗炸弹只是被延后了而已。
2007年4月16日，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时，总注册资金11亿。其中，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占股份的27.27%，资金的其余部分，在政府的协调下，由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随着曲江的介入，法门寺景区的投入一再拔高。首先，法门寺景区所辖范围成立“法门寺管委会”，由宝鸡市副市长兼任，取代了原有的“扶风县法门寺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其次，法门寺景区成为陕西省“十一五”十大旅游重点项目之一，规划面积也上升到12.5平方公里。
2007年，宝鸡市发改委向陕西省发改委打报告，提出投资总额已由2003年的6.8亿提高到15.2亿，省发改委同意了投资额的变化，并提出新增加的投资由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自行筹措。
资金的开销不停增长，2009年景区建成时，数字定格在32亿。
景区建成后，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从当初的建设者，成为了景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者。而此前参股的公司纷纷撤资，所有的债务全部落在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头上。
曲江文投2011年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投资控股的法门寺集团截至201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4.2亿元，负债总额23.2亿元。
债务并未到此为止。以2011年为例，当年景区接待游客135万人次，实现营收1.4亿元，利润400万元，但来年集团所需偿还的借款利息高达1.07亿元，是利润的26.75倍之多。同时，2012年集团还需偿还本金3.2亿，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与之对应的，景区不得不从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2亿。
计算下来，等于运营一年下来，景区所背负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2个亿。
随着债务雪球的越滚越大，法门寺景区疲于奔命的步伐也必须越来越快。如果说2007年时，曲江系作为建设者面临的是一个“政治任务”，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的则是一个生存难题。在此背景下，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
慈善基金还是还贷款?
“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现在看来，法门寺慈善基金会是一个魔术。它是在寺方不合作、景区项目得不到“香火钱”支持后的变通之法。
在招商引资、银行贷款的路纷纷遇险前，法门寺集团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香火钱——在2007年的调研当中，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现浙江某寺，半年的香火钱就高达4.5亿。
尴尬的是，法门寺景区如果以企业的身份收取功德箱的香火钱，难免名不正言不顺。此时，参与法门寺景区运营规划的视袭国际文化投资集团将“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概念抛出。
“由法门寺住持担任基金会的会长或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并聘请佛教界知名的高僧大德为名誉会长。”在2007年编订的“法门寺旅游经济区战略定位与总体运营规划”中：寺方配合的重要性被再一次提及：“宗教特殊产品因具有宗教性，因此在经营商是否将其作为商品赢利，得取决于景区的开发管理模式。需处理与寺庙、博物馆等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寺庙方的态度。”
学诚法师率先进入基金会负责人的人选名单。他是法门寺的住持，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在宗教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学诚法师拒绝了这项提议。
随后法门寺的两位监院智超法师和贤空法师也被邀请担任基金会副理事长，同样被拒绝。
基金会的理事长最终由增勤法师担任。增勤是西安市大慈恩寺的方丈，当时还担任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常务副会长，西安佛教协会的会长。
增勤目前已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成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他笑称自己是“不理事长”。
增勤法师表示，基金会实际的运作由解颖负责，他对基金会的事务了解不多，本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理由，曾经在2012年提交过一次辞呈，但没有被批准。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解颖，系2011年3月自法门寺景区集团招商推广部副部长一职调至法门寺慈善基金会工作，担任基金会副秘书长一职，后升任秘书长，并继续兼任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招商推广部副部长。解颖的前任邢培芬，则同时是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集团下属灵境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证，2011年，基金会全年完成劝募收入5420余万元，其中货币募捐2456万元;翌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7219万元和3612万元。相较于景区经营性收入的缓慢增长与低利润率，基金会的劝募收入是景区收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012年6月，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唐喆曾表示：“基金会人员是由曲江文投向其推荐。基金会获得的资金，一方面用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用于偿还景区文化产业集团的银行贷款。”
而唐喆所称的“慈善事业”，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指的是法门寺文化景区十八罗汉金身铸造项目，根据基金会拟定的项目计划书，该项目从2010年9月30日启动，计划在一年内铸造18尊罗汉，按每尊造价127万元计，整个项目共花费2286万元。
持续不合作的法门寺
这一封一让之间，并非一条车道那么简单，而是关乎财路。
法门寺方面和景区的冲突，并不少见。但很难说是为了守护佛门的清净。
2009年3月20日，因为法门寺景区在寺院门口砌墙，僧人愤怒，他们手执木棍，冲出庙门，将近4米高的围墙推倒，同时关闭寺院山门，并在法门寺官网上发表公告以示抗议。
此时已值法门寺景区开业前夕，事件影响巨大，法门寺官网旋即被关闭两天。法门寺景区亦做出让步，保留法门寺门口车行通道。
这一封一让之间，并非一条车道那么简单，而是关乎财路。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门寺监院贤空法师的秘书福报居士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法门寺景区被开发之前，寺庙的香火钱高达近两千万，而2009年以来，一路暴跌。“只有以前的七分之一。以前我们每天开一次功德箱，五万块;现在一个星期开一次，还是五万。就是这样的差距。”
原因非常简单，这与景区的路线规划有着直接的关系。法门寺寺院和法门寺景区呈“卜”字形结构。寺院位于景区东侧，是官方旅游路线上的终点站，游客们在经过21个功德箱及数位“大师”、“灵砖”的洗礼后，囊中往往已经羞涩。
“所有的游客从那走过来走一圈之后，这划点那划点，真正到法门寺的时候，想捐的时候兜里已经没钱了，因为他们那边功德箱太多了。”福报居士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法门寺景区成立以后，每年付给法门寺两千多万元。福报居士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被兼并之前，收入就接近千万。说我们收入增长了是无稽之谈。2009年，我们和景区签3年合同，合同每年的金额，是在我们2008年门票基数上上浮3%。2008年我们的收入1600万，从2009年开始，他们每个月给我们141万。不管他们赚了多少，给寺庙是固定的。”
2012年5月份，二者合同到期，法门寺不愿续签，监院智超法师对此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事关法门寺的名声与僧人的名誉。
寺庙更为不满的，是和法门寺景区捆绑以后，给寺方名声上带来的污点。
“本来佛教是让人向善的东西，现在搞得让人提起法门寺就想起不痛快的事。这是对佛法的一种亵渎。本来这个僧人很清静，那些假和尚一弄，给人心目中这些和尚就是为了赚钱，毁坏了僧人的荣誉。法门寺的品牌声誉损坏，到头来会导致更多的人不相信佛法。”福报居士说。
法门寺的策略，是持续不合作态度。“福报居士称，2009年5月9日舍利供奉大典，学诚法师本来是不愿意去的，是作为任务硬压下来，学诚法师才去给景区端盘子，给景区的法像开光。”
法门寺景区项目启动之初，王志纲工作室在战略策划中表示，项目要坚持四老满意原则，四老即老头子(政府)、老和尚(寺庙)、老板(投资商)、老百姓(信众和游客)。
从目前来看，老百姓多有不满，法门寺景区因为经济账焦头烂额，法门寺则延续不合作方针，网上沸天的争议让地方政府也如坐针毡，这场3人4足的游戏，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而“3人”的步伐显然已不在同一个点上。寺庙指责景区的工作人员不懂宗教，只顾追求利益最大化;景区的工作人员不停地申明他们来到这里都是被逼的，平白无故亏得要死已经很冤枉了，并表示寺庙只顾死守院墙内的一小片净土，没有菩萨的格局，没有去墙外那个更大的道场去普度众生，导致他们只好请假和尚;至于地方政府，“佛都”这个宏大计划让谁来接盘已是最紧要的问题。
李利安直言，这个局面应该越早结束越好。“我觉得这种模式存在一天，我就揪心一天，每一年来上百万人都是传声筒，一个人看到这场闹剧回去就告诉十个人，这种负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福报居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3月29日，当时的地方政府曾向寺院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
而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要把这个“坑”，交给法门寺。
“领导说，能不能商量一下把这个景区交给你们寺院，当时我们没有接。我们寺院背不起景区这个包袱，因为他们要移交，有几十亿的贷款。就算没有这些外债，接过来我们也负担不起。2010年法门寺管委会主任张敬原给我们做汇报，说每天开门，水电费加上员工工资，运营费就是二十五万。”
“这个钱我们赚不来。”福报居士最后总结说。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曾鸣 实习生 黄一磬
谁的舍利
佛指舍利自1987年重见天日后，便一直不缺尊崇，不缺荣耀，也不缺故事。它像一只来自古代的眼睛，悄然旁观这个时代独有的种种世相。
舍利丢了?目测没有
1987年5月9日，四枚佛指舍利在陕西省法门寺出土。
历史记载，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为弘扬佛法，将佛舍利分八万四千份，送往世界各国建塔供奉。其中佛指舍利来到中国法门寺。在唐朝时，舍利的地位达到顶峰。唐朝皇帝六次将舍利迎奉宫中进行朝拜，佛指舍利因此又别称“皇家舍利”。
1988年法门寺对外开放后，一直宣称地宫中的佛指舍利是真品，且绝无复制。事实上，那正是一套复制品，而真正的佛指舍利，流连于保险柜、金库与博物馆之间。
四枚指骨，哪一枚才是释迦牟尼的灵骨?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及副会长周绍良根据地宫中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一致判定其中三号指骨为灵骨，余者为影骨。
总算了结一段公案，赵朴初并作诗曰，“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
一个随之而来的难题是：佛指舍利归谁所有?
“国家文物部门坚持说地下出土的就是国家所有，文物部门代表国家，所以归文物部门管理;佛教界说皇帝贡品是贡给佛教界的，何况舍利是在我们房子里面的，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前陕西省宗教局分管佛教事务的调研员吴晓强回忆。从舍利出土，他就一直是舍利的看管人。
争执不下时，又是赵朴初出面调停。
“佛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法是从塔上掉下来的经书，僧是塔上掉下来的铜佛像。”赵朴初说这三样归寺庙，其余都交给文物部门。
这样，“舍利就算归宗教界了”。
但舍利在法门寺地宫中存放的时间并不长。
1989年2月1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陈济安，向省宗教局反映本单位有人将存放在省考古研究所里的法门寺出土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盗窃。
陈济安是参与1987年舍利出土的考古工作人员，他和同事陈海一起负责将灵骨复制出一套仿制品来。由于复制时必须和真品对照，所以二人得以和佛指舍利近距离接触。
率先发现舍利不见的是陈海，而告诉陈济安后，陈济安向省里及中央作了紧急汇报。
1989年8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第120期刊登文章《两枚极为珍贵的法门寺佛指舍利被盗》。案子直接惊动了国务院。国务院责成公安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破案。
案子最终告破，警方宣布偷走佛舍利的是考古队的一名内部成员，姓陆。他自称盗窃佛舍利只是因为自己长期不得提拔，想要报复领导。
令人匪夷所思是，陆自称将舍利偷出后，居然砸碎撒到西安市和平门外的河里去了。公安调动了很多武警去捞，但连一个小块都没找到。
陆所偷的是不是灵骨，一时间难以判断。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法门寺地宫中那一块舍利的真假也成了疑问。
为了证明舍利的清白，1991年7月22日，陕西省政府的相关部门从法门寺借出佛指舍利，送到北京进行鉴定。
“当时鉴定有两种方法，”吴晓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一种是同位素检测法，一种是目测法。前者百分之百准确，但要对舍利进行取样，就会破坏舍利。于是学者们采用目测法。”
7月24日，目测鉴定工作开始，多位从全国各地抽调来京的文物鉴定专家在相互之间不能见面协商的情况下，分别独立对佛指舍利进行目测鉴定，并填写了鉴定书。3天后，工作人员将鉴定书集中后发现，专家们一致认为留存下来的舍利是真品，遂据此断定舍利还在，失窃案也就此告破。小偷由于被认为偷的是复制品，也未判重刑。
“人太多，招架不住”
1992年4月9日，佛指由北京鉴定后返回陕西，有了前车之鉴的省政府领导指示，“佛指舍利回陕后，暂存放于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金库内，待法门寺安全保护设施及装饰工程完成后，再送还法门寺”。
这一放就是17年，直到2009年5月9日法门寺景区开业，举行供奉大典。而从1988年开始，法门寺开放以来对外宣传的口径一直是：法门寺出土的佛指舍利供奉在法门寺地宫，不存在复制品问题。
从此时开始，陆续有领导前来参观舍利。
参观佛指的领导层级一开始级别控制在省部级，“结果发现省部级领导太多了，一些退休人员，级别也在。人太多，招架不住。后来白清才省长说把这个级别提高一下，副总理级，一下子人就少了”。
“90年代后期，瞻仰政策又变了。起先改成是分管副省长签字，2005年提升为省长签字。”
吴晓强计算，在此之前，每年要开上百次保险柜。“有时候是企业家或者银行家，要有利经济发展，得跟这些部门搞好关系，比如银行系统。无形中就扩大了瞻仰的范围，工作人员有时候一天最多接待三批次。”
还给法门寺
为表示对法门寺的所有权表示尊重，佛指舍利密码箱的两把钥匙由省宗教局和法门寺分别保管，需同时使用才可以打开。
1992年8月26日，经会议决定，拨款60万，对法门寺宝塔的一层和顶层进行装饰，并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完工后将把佛指舍利安置在宝塔的顶层。
1996年6月，塔身的安全报警系统完工，经检测后，被认为“技术保护通过，人防不过关”。公安部门提出配驻武警、配置狼狗等建议，但终觉不妥。陕西省政府遂表示将在人防问题解决后，再将舍利送回法门寺。
法门寺的人防问题还未解决，佛指舍利在金库内先出现了问题。
1996年下半年，在一次瞻仰活动结束时，工作人员发现四号影骨舍利内壁有黑色壳状隆起异物。
1997年1月10日至11日，陕西省民宗委和省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佛指舍利的保存现状和既定长期存放的现场进行了考察，判定黑色物质为骨胶溢出。
随即，佛指舍利再次挪窝。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特辟出一号库房作为佛指的展览室，并花了60万进行装修。库房外有四重门禁，有武警和保安站岗，佛指被定制放在了一个可以从保险柜升降的玻璃柜中，“玻璃柜内恒温，充满惰性气体;柜体有放大的效果，方便客人观看，也更安全。”
法门寺景区的舍利塔建成后，陕西省政府“履行承诺”，将舍利“交还”给法门寺。合十舍利塔不仅在技术上号称可以抗原子弹攻击，旁边还有一个武警中队站岗，可谓技术人防问题全面得到了解决。
2009年5月9日，佛指舍利供奉大典当天，吴晓强带着舍利移交至景区，“前后都是警车，头顶还有直升机，安全级别是总理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