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馆变豪宅古宅变会所
2012年6月，南京市文保单位张治中公馆在经历拆除、重建后，摇身变为叫价6000多万元的商品豪宅，引发了公众对文物保护中“空气执法”的强烈质疑与批评。
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也被曝出“会所门”。据称，三坊七巷部分名人故居被出租经营，出现了消费不菲、门第森严的私人会所，三坊七巷甚至被称为“酒肉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评论称，凡此种种，蕴含的粗暴逻辑是“文化不如商业化”。而拆建名人故居的代价，在商家眼中看来几乎微乎其微。施工单位拆除张治中公馆后复建，得到的处罚仅仅是“罚款25万元”。有文保专家表示，文物执法不能再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了。拆改一座价值数千万的民国建筑，却仅仅处以几十万元的罚款，违法成本这么低，怎么有震慑力?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的现状，亟待修正。
梁林故居被拆凸显文保困境
在GDP跑步发展的今天，文化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博弈异常激烈，名人故居始终处于“拆”和“保”之间。不少商业项目负责人不惜违法违规，频频上演“先斩后奏”，多少历史珍贵记忆就此消失。
2012年1月，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相隔仅半个月，重庆蒋介石行营被“保护性拆除”。伴随着两座古建筑被夷为平地，两个新词“维修性拆除”与“保护性拆除”迅速流行开来。更多已被拆除或者正在拆除中的名人故居，刺激着媒体和公众脆弱的神经。
鲁迅故居、聂耳故居、傅雷故居、章士钊故居，一座座故居倒在了城市建设的浪潮下。调查显示，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是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曾坦承，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已经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文物遭破坏被拆除的情况，可以说是历史之最。
有学者认为，以上种种，凸显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两大困境。一是文物保护工程的理念问题，即文物修缮工作应严格遵循“最少干预”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二是文物行政的透明度问题，文物保护工作应让更多公众参与监督，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用制度化的措施杜绝破坏文物的再次上演。
非革命家故居受冷落
名人的标准，是名人故居保护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在近日的北京“两会”上，袁世凯、黎元洪的故居要不要保护?成为会议关注的话题。
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在“北京市关于北京名人故居保护的几点建议”发言中指出，北京名人故居保护缺乏相关的法律体系，“名人”标准界定、“名人故居”选定等问题，缺乏认定标准、申报程序、认定机制和基本法律地位界定。比如，近代以来重要历史人物故居的保护标准就不一样，著名革命家，如孙中山等的故居保护工作比较到位，非革命家重要人物，如袁世凯、黎元洪等的故居，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甚至处于无保护状态。
据了解，北京目前存有元代以来的名人故居1500余处，但绝大多数尚未认定为保护单位。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在北京“两会”上透露，今年北京市将出台有关名人故居保护认定办法的草案，对于哪些是名人故居、该如何保护修缮等都将作出明确规定。这或许将给全国各地的名人故居保护带来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