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以下简称“国际航协”)方面了解到，国际航协支持机舱内的旅客进行面部防护、机组人员佩戴面罩，这一临时方案是人们恢复航空旅行采取的重要生物安全防疫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航协不支持“中间座位”空置的强制社交隔离措施。
国际航协方面表示，有证据表明，病毒在飞机上传播的风险很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戴上口罩将进一步降低本就很低的风险，同时避免了因社交隔离措施给航空旅行额外造成的成本激增。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Alexandre de Juniac)表示：“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航空业正在与各国政府合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开始飞行。证据显示，病毒在飞机上传播的风险很低。我们将采取措施(例如，旅客进行面部防护和机组人员佩戴口罩)以增加额外的保护。必须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旅客既可放心飞行，又能负担得起飞行的费用。 两者都必须兼顾，才是长久之计。”
国际航协方面建议，可强制要求旅客进行面部防护，并向机组人员提供口罩。机舱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本就很小，作为众多举措之一，此举更可进一步降低这一概率。
除面部防护外，国际航协还提议采取以下临时生物安全防疫措施：
一是对旅客、机场工作人员和来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二是登机和下机流程中，减少与其他航班旅客或机组人员的接触;
三是飞行过程中，限制机舱内的移动次数;
四是更高频次和更深程度的机舱清洁;
五是简化机舱餐食供应，减少空乘在机舱内的移动以及和旅客的互动。
国际航协方面表示，当以上措施证实可行且可以大规模应用时，还可将病毒检测或免疫护照包含在临时生物安全措施内。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航协不建议在机舱内采取“中间座位”空置的强制社交隔离措施。国际航协方面称，证据显示，即便在没有特殊措施的情况下，病毒在机舱内传播的风险也很低，尽管目前采集的数据有限。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中国飞往加拿大的一架航班上，针对一例新冠肺炎旅客的密切联系追踪调查显示，并未出现机舱传播;二是在中国飞往美国的一架航班上，针对12例新冠肺炎旅客的密切联系追踪调查显示，亦并未发现机舱传播。
此外，国际航协针对18家主要航空公司的非正式调查显示，在2020年1月至3月期间，仅有三起疑似在飞行中发生的病毒传播事件，均为旅客传染机组人员。另有四起报告称飞行员之间有明显的传播，这可能发生在飞行中或飞行前后(包括中途停留)。 没有任何疑似的旅客间的传染事件发生。国际航协对1100名在空中旅行后被确诊的旅客(也是在2020年1月至3月期间)进行了详细的密切接触追踪调查后显示，在同一航班的逾10万名旅客中，并未出现二次传播。 机组人员中仅发现两个疑似病例。
国际航协方面称，有数项理由说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新冠病毒并未引发多起机舱内传染，因为空中旅行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不同：
一是旅客的飞行途中，面部朝向为同一方向，只有为数不多的面对面互动机会;
二是座椅靠背为机舱内向前或向后传输制造了障碍;
三是从机舱天花板到地板的气流进一步降低了机舱内向前或向后传播的可能性。此外，气流速度很快，且与其他室内环境中空气流通方式不同，不利于飞沫传播;
四是现代化飞机上安装了高效微粒空气(HEPA)过滤器，配合高效的新鲜空气循环系统，机舱空气堪比医院手术室的空气质量。
此外，即使强制性要求保持“中间座位”开放也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交隔离，因为大多数机构建议社交隔离需为1至2米，而平均座椅宽度不足50厘米。
“机舱内的物理环境导致病毒不易传播，因而很少看到机舱内的传染案例。近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有效措施让机舱环境更加安全清洁，确保旅客和机组人员能够安心旅行。筛查、面部防护和口罩是我们建议采取的诸多措施之一，”德·朱尼亚克指出。
朱尼亚克强调，“我们需要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疫苗、免疫护照或有效病毒检测。虽然这些工作的前景可期， 但在我们重启旅客运输之前，却不可能实现。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已经很低的机上传播风险，进一步降低。 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该伤及航空业的根本，我们应该采取那些可以迅速投入使用且行之有效的措施。”
据国际航协方面统计的数据显示，要求在飞机上采取社交隔离措施的呼吁将导致航班的最大载客率跌至62%，大幅低于行业平均盈亏平衡点的载客率(77%)，对于航空业而言，无异于伤筋动骨。随着可销售座位数的减少，单位成本将急剧上升。 与2019年相比，为了弥补成本，机票价格将不得不大幅上涨(视地区而定，介于43%和54%之间)。
德·朱尼亚克表示，“航空公司正为生存而战。中间座位空置将导致成本增加。如果提高票价，那么价格亲民的旅行时代将结束。另一方面，如果航空公司无法弥补较高票价的费用，将面临破产。在疫情结束之后，当世界需要强大的连接性来助力经济复苏时，上述两个选项都很不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