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家界(000430.SZ)、峨眉山A(000888.SZ)、丽江旅游(002033.SZ)相继发布了2018年业绩报告，除峨眉山A之外，张家界和丽江旅游的业绩都较大程度地受到了景区门票价格或索道票价格下调的影响。
而同样在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通知》提出，要推进更大范围降价、推动更大力度降价、强化配套服务价格监管、确保降价取得实效。《通知》称，对2018年已经降价，但降价不到位、高定价大折扣等问题仍然突出的景区，要推动进一步降价。
《通知》还指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从减轻旅游者景区游览全程费用的角度出发，在降低门票价格同时，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垄断性较强的交通车、缆车、游船、停车等服务价格监管。
游客们对于景区门票价格下调的需求如何与景区经营业绩相平衡?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所所长刘思敏建议，应从资源属性、开发建设、成本投入等因素出发，对景区进行的横向分类，有利于形成产权安排清晰、责任归属合理的科学的景区门票价格机制。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曾博伟也表示，门票降价的确有倒逼景区盈利模式改革的作用，但除了降价之外，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门票机制，对不同属性的景区区别对待，进一步明确景区管理的权责划分，使得票价与景区经营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门票和索道降价后，景区业绩表现不一
从近日张家界、峨眉山A、丽江旅游公布的2018年业绩来看，张家界和丽江旅游都一定程度地受到了门票或索道票价格下调的影响。
其中，张家界2018年实现营收4.68亿元，同比减少14.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0.39万元，同比大减60.8%。
张家界在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业绩下滑是因为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政策下调环保客运价格，影响环保客运营业收入同比减少3038.16 万元;张家界中旅因政策关闭落地散拼门市部业务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562.37 万元。
根据2018年8月公布的《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价格的批复》，降价后，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包含环保车车票)政策为：仍实行淡旺季价格收费，每年3月至11月为旺季，12月至次年2月为淡季，其中旺季普通门票降为每人次225元(原旺季普通门票为245元)，淡季普通门票降为每人次115元(原淡季普通门票为136元)，门票连续四日有效。
当然，从接待游客人数来看，张家界景区的游客数量也并没有因为票价下调带来明显的增长。年报显示，2018年张家界共实现接待购票游客人数仅较上年同期增加1.48万人，增幅为0.25%。
丽江旅游则表示，业绩下滑的原因是受到了客运索道价格下调的影响。
丽江旅游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8亿元，同比减少1.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亿元，同比减少6.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1亿元，同比减少7.46%。
对于业绩指标未能全面达成的主要原因，丽江旅游称,是由于2018年9月20日，云南省物价局下发了《关于降低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客运索道价格的通知》，将公司运营的三条索道票价做如下调整：玉龙雪山索道票价从180元调整为120元;云杉坪索道票价从55元调整为40元;牦牛坪索道票价从60元调整为45元。
从接待人数上来看，2018年，丽江旅游三条索道共计接待游客369.40万人次，同比增长3.43%。
可见，接待游客数量的增加并没有抵消索道票价下调所带来的影响。
在上述三家上市公司中，峨眉山A是唯一没有因为景区门票降价影响收入的公司。
尽管在2018年9月，峨眉山A曾发布公告表示，门票价格调整后，峨眉山风景区门票平均价格降幅约13.5%，预计2018年公司门票收入减少约1000万元;2019年公司门票收入减少约5000万元。不过，其发布的2018年业绩显示，峨眉山A此前担忧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峨眉山A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0.7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92亿元，同比增长6.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为2.094亿元，同比增长5.22%。
从接待人数上来看，2018年全年，峨眉山A实现购票人数329.5万人次，同比增长3.25%;游山门票收入为4.73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4.19%，同比增长3.49%。
应建立常态化的门票价格机制
对于门票或索道票降价后不同公司业绩的不同表现，曾博伟分析，门票降价本身未必会造成公司业绩的必然下滑，降价的幅度和门票、索道票等在公司收入中的占比等，都会使得不同的景区有不同的业绩表现。
“首先，门票价格的下降理论上能促使景区游客数量的增长，如果游客数量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可以抵消票价降价的部分，公司业绩反而可以得到提升。另外，门票价格的下调或许会一定程度倒逼景区门票经济以外的其他产业，对于景区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曾博伟分析。
曾博伟还透露，在景区门票价格下调之后，有的景区则进一步压缩了门票代理的代理费用，从而转嫁了门票价格下调所带来的压力。
“代理的门票销售提成在高峰时期可以达到门票售价的10%左右，但现在，很多代理连原来的一半都拿不到。”曾博伟解释，门票代理行业激烈的竞争也使得部分景区并未过多受到门票价格下调的影响。
对于近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中提出，要推进更大范围降价、推动更大力度降价、强化配套服务价格监管、确保降价取得实效等要求，曾博伟分析，在此前景区门票降价的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景区的做法与老百姓的预期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
“比如，只降淡季门票，不降旺季门票等。对于有的景区来说，淡季门票本来就是要打折促销的，只降淡季门票显然不是真正的降价。”曾博伟说，此番《通知》中明确提出：不得只降低淡季价格、不降低旺季价格;不得以降低联票、通票价格替代具体景区门票及游览服务项目降价;不得以降低特定售票渠道、特定群体、特定时段价格或实行价格优惠替代普惠降价;不得以经营管理者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下浮价格替代政府降价;不得通过不合理设置“园中园”门票，提高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将门票、相关游览服务项目强制捆绑销售等方式冲减降价实效，搞“明降暗升”等，便是针对此前景区门票降价过程中产生的不合理现象而提出。
但曾博伟表示，如果只是简单的压低景区门票价格也并不是长久之计，游客对于景区门票降价的需求与景区盈利需求之间本来就存在博弈。
“除了降价之外，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门票价格机制，对不同属性的景区区别对待，进一步明确景区管理的权责划分，使得票价与景区经营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曾博伟说。
降门票不可“一刀切”，应对不同景区分类管理
如何才能公平合理地降低景区门票价格?刘思敏建议，全国数万家景区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刀切”，可对景区实行分类管理，即将全国的景区分为公益型、市场型、混合型三种类型。
刘思敏解释，公益型景区指具有极大的、明显的社会公益价值的“优中选优”的景区，如故宫、黄山、九寨沟、张家界、峨眉山、三峡大坝等，其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这类“好山好水”是自然垄断产品，也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的财富。
“这类景区应免费或少收费，力争让全民都能够公平共享，避免垄断利润，避免对低收入人群不公正。同时，门票方案要向未成年人、学生、学校等重点受教育人群和组织倾斜，以达到最大的社会公益效果。”刘思敏说。
市场型景区指不依托所在地传统的旅游资源，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无中生有”的景区。刘思敏举例，这类景区是指如欢乐谷、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其中人造景观、人造娱乐型景区占较大比例。
在刘思敏看来，这类景区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和较大的风险性，是纯市场化产品，门票价格决策完全是市场行为，就像美国好莱坞大片一样，让游客“用脚来投票”，门票采用“谁来就向谁收费”的方式，政府不承担额外责任。
而混合型景区指的是依托所在地的森林、一般人文古迹等国有资源，同时也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平中见奇”的景区。
“这类景区占中国全部1.5万多个景区中的大多数，其中四川的碧峰峡等景区最为典型。”刘思敏说，这类景区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在从旅游资源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或投资商高成本投入，因此门票定价必须部分考虑公众的利益，同时又要面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一定幅度的价格升降属于正常现象，应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最高限价管理。
“应从资源属性、开发建设、成本投入等因素出发，对景区进行的横向分类，有利于形成产权安排清晰、责任归属合理的科学的景区门票价格机制。”刘思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