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雪山的秋冬是大风季节。能不能登上海拔4680米的山峰欣赏冰川，要看当天的天气能否允许雪山大索道正常运行。但比起气候，对以玉龙雪山索道为盈利主体的丽江旅游(002033)来说，对业绩影响更大、更难预测的是：自去年9月接到“降价令”后，玉龙雪山大索道票价降逾三成，接下来，原票价里上交给地方政府的环保资金交还是不交，继续交的话，交多少?
从2018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到6月底国家发改委印发具体降价意见，要求在去年“十一”前完成国有景区降价，被外界称为“降价令”。截至去年9月底，共29个省份981个景区门票价格下降或取消，部分景区索道、游船、环保车等政府定价的交通工具定价也有所下调。
旅游是“诗和远方”结合的支柱产业。e公司记者多地调研发现，若以去年“十一”为界，新政百日来，部分国有景区降价提质，推动全域旅游、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已经显现。
但正因为本次景区价格调整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在具体调整实施的过程中，既出现了部分景区“降价不力”的问题，也浮现出操作上的实际困难。而在降价预期之下，一些景区管理中深藏已久的“权责不清”、“规定不明”的老问题也开始逐步激化，引发连锁反应。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家景区上市公司董事长向e公司记者吐露心声：降价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倒逼企业去厘清和政府、景区管委会、控股股东方面的“权、责、利”关系，这些更是“痛点所在”。他认为，高票价根源在景区管理体制不顺，景区公司亦未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社科院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仍有4成5A景区，8成4A景区门票没有降价。山东出台政策明确要“实现国有景区票价降50%”。亦有包括湖南省政协委员、张家界(000430)副总裁金鑫在内等多位旅游行业人士疾呼：期待地方政府和景区主管部门景区在坚持降价的同时优化决策，平衡公共资源和产业运营的实际成本，统筹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门票当然该降。但票价为什么难降，应该怎么降，降了以后相关方面怎么办?“靴子落地”后，这些疑问在转型期更加明显。正如行业资深专家、前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舜礼所叹：有些“热点”，实是“焦点”、“难点”、“重点”。
困惑一：降价缘何“超预期”
早上九点半，阳光落在玉龙雪山终年不化的积雪上。寒风中，记者大概花了近1小时排队乘坐玉龙雪山大索道上行，整体还能接受。索道工作人员说，去年云南进行了史上最严的“零负团”整治，团队游客数量骤减，叠加调价因素，虽然整体比前几年少，但客流逐渐恢复。云南其他景区也莫不如是。
丽江旅游是全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被下调索道票价的公司。
在去年景区降价的浪潮中，玉龙雪山大索道双程票价从180元/人次降为120元/人次，降幅33.33%。结合2018年半年度业绩看，这三条索道占据丽江旅游六成营业收入，是公司的利润基础。
因此，从9月21日起，对“索道降价是否合理”和票价中“环保资金”的追问“刷屏”了丽江旅游的投资者互动平台。在风口浪尖中，公司仅表示，索道本身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公司向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多次申请、报告，说明公司情况，恳请维持原票价不变”。
和已经确定的索道票价下调相比，投资者更关心悬而未决的环保资金。
由于云南省政府发布会内容及《意见》中未提及新票价中是否含环保资金，丽江旅游去年9月20日表示，公司将尽快与有关部门沟通确认。若新票价取消环保资金，丽江旅游2018 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 1200万元;公司 2019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 8000万元。若新票价继续缴纳环保资金，预计2018年减少索道收入2200万元，今年减少索道收入减少1.2亿元。
减掉的都是真金白银。三个多月仍不能确定降价后环保资金存废的丽江旅游，折射景区类上市公司困境一隅——这些公司高度依附于其所经营的垄断性旅游资源，但又带着公众公司独立自主市场化运作、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
丽江旅游董秘杨宁婉拒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他表示政府环保资金的征收有其合理依据，目前沟通未有进展。
从去年3月“两会”期间总理号召降价，到6月末国家发改委发布《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主要强调的是国有景区门票部分降价。但实际上降价影响不限于门票。
A股公司中，除了黄山旅游、峨眉山门票降价外，桂林旅游宣布游船价格下调约20%。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一直实行门票和交通费“一票制”，因此，张家界的环保客运业务也相应受到降价影响。
中央定调降价，执行要看地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等专家的看法是：除门票外，部分景区出现索道、客运等“超预期”降价，是各地政府对景区降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他认为这点可以理解，体现当地对于国家政策预期的判断和应对。另一方面，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各地方政府层面也希望通过景区大力度降价吸引游客，有利于打造全域旅游新形象，提升地区整体竞争力。
困难短期是存在的。“客运门票一降价，从9月22日到年底，公司收入就少了1000万”，张家界副总裁金鑫坦言，降价以后环保车出现了票价与运营成本“倒挂”的情况。他认为公司环保车票连续四日有效，定价本身已经不高，目前正公司在向相关部门争取车票和门票解除绑定，对车票重新核价。
困惑二：降价“听证”行不行
“假设一次降得太多，确实影响上市公司短期利润，转型需要时间”，主营中同样含有索道业务的上市公司财务总监Z先生告诉记者，今年7月，该省物价部门调研景区门票成本的同时，也向公司问及了索道成本情况，但后期降价并未涉及索道。他非常关心丽江旅游的索道降价进展，认为带有风向标的意味。
最近被业内视为另一个“风向标”的是：山东省发改委去年底在《关于进一步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确保2019年底前，实现全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在2018年1月1日的基础上总体降幅达到50%”。其中表示，可以采取降低景区内索道、游览车等交通服务价格，降低或取消园中园门票价格，以及对地域相近、互补性强及形成特色的旅游线路实施联票价格改革等，拓展降价空间。
“坚决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山东发展全域旅游的决心和毅力可见一斑。但如何在坚持公益导向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和公开透明的定出新的价格，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挤掉”原来票价中的水分，却有相当的难度。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票价到底定多少合适，恐怕应该做一番调查研究和测算经营成本”。高舜礼认为，在去年的降价令中，各地似乎大多缺乏这项工作。要么是搞“一刀切”，要么是让你“自愿降价”，要么是“讨价还价”。降价，在全国、起码是全省，应该统一有一套章法。
这也是目前行内反映较强烈的问题。多家上市公司向e公司记者表示，公司只是陆续收到调价通知，本身并没有话语权，并不清楚具体降价的执行，甚至出现了公司部分业务短期内“亏本”的情况。
“一开始，各省的态度是观望和互相参照”，有业内人士举了个例子，去年8月为响应降价，某省物价部门第一次讨论出的门票降价方案降幅度较小，方案被省政府“打回来了”，在参考其他省份10-30%不等的降价情况后，9月，物价局将门票降价幅度划定在了15%左右，方案终于获过关。
此前国家发改委政策明确，景区门票要履行定价成本监查或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做出价格决策。外地游客为主的景区，可通过征求意见和创新价格听证方式。不过，降价可“适用于简易程序”。
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家政府或相关部门公开发布新票价的制定和核查过程，也没有相关听证会召开的消息。
去年的降价是“扎堆”出现的。去年8月底，全国共有21个省份出台了157个景区降价，到9月中下旬，赶在“十一”前，各省密集宣布景区降价，合计降价数达到981个。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不考虑发达区域门票基数相对较低的可能性，出现了越依赖旅游的次发达地区票价降幅越大的倾向。云南降幅3成，新疆地区定价在150元/以上的景区门票综合降价幅度达到30%，喀纳斯套票门票降幅33.9%;黑龙江五大连池降价32%。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千岛湖、普陀山，门票只分别下降了10%和13%。
“门票涨价要召开价格听证会，降价是否可以有一些程序，避免一刀切呢?”张家界副总裁金鑫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系副教授贺俊的观点是，尽管景区是特殊商品，但不能为了结果的公平，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
困惑三：票价构成“变不变”
“不是不让景区公司赚钱”，一位不愿具名的某省发改委相关人士坦言压力很大：知名景区降得太少，如何给社会“交代”?他认为，涉及到社会资本参与的国有控股景区，政府若进行门票降价听证等合理但操作有难度：“运营成本也许好核定，但对参与票价分配的各方来说，到底多少的回报叫合理?”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部分景区降价的幅度和范围，主要受省市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另一方面，降价本身也影响区(县)等地方政府财政，但整个票价的“蛋糕”，构成又相当复杂。
资料显示，在2017年，国家发改委曾对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进行过摸底调研：当时180元的门票中，市、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三级单位共提取36.5元的“资源有偿使用费”和 51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真正用于景区的“运营维护成本”仅 71 元，占比不到 40%，由市、区管委会等 14 家单位参与门票分成。
因此，国家发改委在降价文件中直指了“降价难点”：从深层次看，一些地方仍过于依赖门票经济，部分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额外负担”过重，推高了价格水平，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回溯丽江旅游案例，目前最有争议的环保资金来自于2013年玉龙雪山索道从150元上调到180元时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提价后当该索道票销售收入超过一定基数时，丽江市财政局将按13.89%的固定比例提取环保资金。2017年年报中，丽江旅游营收6.87亿元，盈利共2.04亿元，公司向玉龙县捐赠917.3万元、提取了环保资金7003.76万元用于地方环境保护事业。目前大索道已降到120元/人，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票价调整相关费用是否同比减少或取消的问题，从门票收入包含在上市公司体内的峨眉山(000888)和黄山旅游(600054)披露的公告信息中也可以管窥。1996年、1997年，黄山市、乐山市政府均授权当地风景区管委会把门票收入管理权委托给股份公司，支持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发展旅游产业。
此前峨眉山A曾公告，每年从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按照8%的比例提取“风景名胜区资源有偿使用费”作为峨眉山旅游风景资源保护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黄山旅游的情况不尽相同。根据上市公司的披露，目前每张黄山风景区的门票中明确含有“遗产保护费”29元，上市公司同时需要向风景区管理机构上交门票专营权使用费(门票收入减营业税及附加和票房成本后净额的50%)，山上索道等其他业务还有“开发维护费”等，归属于上市公司的门票收入列示在公司年报“园林开发收入”栏中。
也就是说，若门票降价而遗产保护等费用不变，上市公司从景区门票中获得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降幅将比门票价格降幅更大。国盛证券研究所根据2017年的数据计算，黄山风景区降价前门票共收入5.48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收到2.4亿元，占比约43.7%，管委会获得超过55%。
本次降价潮中，安徽省物价局去年9月18日发布的景区降价通知显示：黄山旅游旺季门票从230元/人下降到190元/人，目前淡季门票每张维持在150元。当时安徽省物价局还显示，“黄山风景区门票价格内含规定的黄山风景区资源保护费”。但目前黄山风景区票价里又没有“资源保护费”这一部分。
“可以把黄山门票里29元/张的‘遗产保护费’理解为资源保护费，这是2014年安徽省人大出台《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下简称“黄山条例”)时定下的，“之前的计算方式是按照230元/人票价的10%”，有接近安徽省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之前早年间留下的6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每张29元的“遗产保护费”是这么定下来的。
黄山旅游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无法预估黄山风景区门票降价后，门票中的相关费用能不能同比例减少。但按照新票价计算，仅29元的“遗产保护费”一项，已经分别占到黄山淡旺季票价金额的15%和19%。
困惑四：“老政策”能否解决新问题
黄山风景区难以处理“遗产保护费”增减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上有“空白”地带。2014年，安徽省人大会议中明确设立一个“黄山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资金”，资金“可以来自于遗产保护费”等，资源保护资金的“具体筹集办法和使用范围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但安徽省政府层面至今未有相应办法出台。到2018年初，黄山市政府开始实施《<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办法》,其中提到“管委会应当依法征收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黄山风景区内经营者应当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具体征收范围、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而且，门票收入中的资源保护费和对景区内经营企业收取的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等将共同组成“生态补偿金”，生态补偿金的管理和使用，也要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商黄山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但目前黄山市政府层面的新意见还没出台。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遗产保护费”、“资源保护费”、“生态补偿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光和门票相关的几个概念，就已经让投资者搞不清状况，遑论每种费用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
黄山市目前执行的新规则还表示：黄山管委会应当每年在适当时间推出针对不同群体的惠民旅游政策，让公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黄山旅游上市公司也曾推出了“股东免费游”的活动。这些优免票的财务处理目前也还没有定论。
在业内看来，收费体制不清，部分也源于管理体制和相关法规的不畅，“老办法”和“老制度”解决不了新问题。张旅集团纪委书记杨流爱就曾表示，张家界核心景区保护的开发的总体规划已制定了多年，并未更新，近期公司想做一下产业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但在具体筹备的过程中与上位法冲突，“规划部门的手续就是办不下来”。
张家界副总裁金鑫则在为业绩发愁。“景区内的公路是我们在修，游客中心排队的栅栏也归我们负责，但本身这些都不计入我的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更多应该是政府责任，甚至是公益事业。国企本来已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降价只降国企，我们和民营旅游企业之间竞争如何能公平?”金鑫说。
与运营环保车和杨家界索道的上市公司相比，运营湖南武陵源天子山索道的安达国际压力相对较轻。港资企业安达国际1995年进入张家界，1997年开始向武陵源区政府支付景区资源保护费和管理费，根据约定，2017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每年向区政府支付115.2万元。这两家公司在武陵源进山客流上存在着直接竞争。
“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旅游景区公司都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一位多年跟踪旅游行业的观察者表示，虽然根据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依法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但实际来看，景区公司的“责、权、利”如何划分，依然是模糊地带。
翻出峨眉山90年代和管委会签订的协议，上市公司享受门票分成的同时，承担维护、维修风景区现有游览道路、桥梁、安全设施以及亭阁建筑、摩崖石刻等风景景观的义务。这似乎和由景区管理委员会来行使的保护、管理职能也有界限不清的地方。
困惑五：上市转型路多艰
降价后的“十一黄金周”数据显示，去年国庆国内旅游增速十年来首次在双位数以下。 峨眉山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4.3万人同比微降，黄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8.96万人增长10.38%;对应门票收入3061万元下降了11%。九华山共接待28.2万人下降8.2%，门票收入下降15.2%。
上述数据佐证了传统景区吸引力在减弱，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大河涨水小河满”，歙县阳产景区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黄山等知名景区降价，带动了周边小景区休闲旅游的客流。
“不降、缓降都不是办法，”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贺燕青认为，景区的公益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降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的转型。
各传统景区公司也在积极调整。目前，黄山旅游一方面积极推动重组宏村，提升花山谜窟等皖南优质景区，借力杭黄高铁通车深化加强和浙江联系;另一方面，也在推动黄山风景区景区扩容和内部酒店、索道、餐饮等酒店的内部挖潜。张家界此前曾拟发行可转债，募资投向相对休闲的“大庸古城”项目。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造成短期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矛盾，本质根源还是在于目前我国景区发展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因此，也有业内人士在调研中提出：当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减免景区相关票价时，可以适当给与参与的社会资本一些减税、补贴或其他政策支持。
比如说，西藏旅游(*ST藏旅，600749)2017年受西藏自治区政府出台“冬游西藏”政策的影响，出现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同比大幅减少的情况，当时，西藏旅游预计政府将对景区门票和酒店折扣销售给予一定票务补贴。
不过，截至目前，西藏旅游还尚未公告2017年相关补贴资金的到位情况。近期西藏推出国有3A级(含3A级)以上景区冬季免费游览，对西藏旅游等民营控股公司运营的景区已不再做免票要求。
放眼当下A股，旅游这个被视为“诗和远方结合”的大产业，虽然被券商多次唱响“国企改革红利”，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巨头型的“大公司”。近年来更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介入自然景区开发的民营资本，主动调低了IPO上市的期望，有的更“自觉”放弃申请“5A级景区”等以避免出现政府指导价;而国资控股的景区企业，依然被地方政府寄托着上市的期望，井冈山、普陀旅游等仍有IPO打算。
“这些年，不少其他景区公司来我们这交流，我感觉多数公司离上市还很远，主要都是独立性不够，政企难分的问题”。一家国企旅游上市公司董秘表示并不期待所在景区门票降价带来的客流增长。他担心，“若景区门票降得太多，地方政府和风景区管理机构收入大减，会不会转移压力给我们这些景区内的企业?”
【专家视角】：景区降价推动行业改革：“一令即行”难在何处
风暴眼往往最为平静。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一场旅游行业高端论坛上，主办方在最后的讨论环节设置了一道题目：“如何应对景区门票降价的压力?”没有一位嘉宾选择就这个话题公开发言。
绕过这个话题并非因为“不想谈”，而是降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和背后的系列难题，需要抽丝剥茧去慢慢厘清，而各方观点亦有不同。证券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四位重磅级专家，就景区门票的“降价之痛”和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发表看法。
高舜礼：“景区降价未必能一令即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资深旅游行业专家)
对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实行降价有着积极的意义。之所以降价难，主要不外是三个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景区有负担，三是时间相对较紧。国有景区该不该降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应由国有资源的所有方来决定。
如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整合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认识问题，也必然会涉及中央与地方、部门与地方以及多方面的利益调整，但还是依旧要向前推进，因为对国企改革有决定权的是其所有者，而不是具体国企本身。如果国有重点景区降价思路与国家公园体制的试点是一致的，并最终将走出一条与国际接轨的路径，暂时出现的一些问题都是应该去理解的。
目前反映较多的问题是减少收入、增加经营压力、进而可能影响服务质量。这里面就有一个对景区价格水平的评估问题。从降价决策者的角度讲，肯定是觉得这些重点国有景区票价有些虚高;而从各地景区自身来讲，则是觉得降价压力很大。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票价到底定多少合适，恐怕应该做一番调查研究和测算经营成本。降价多少才合适，最好应该有一套统一的算法，也就是所谓要“形成门票定价的透明机制”。其实，在国家发改委有关景区票价定价机制的规定中，已经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如何进行测算，现有票价是否与文件要求的相一致，哪一些是应该扣去掉，由谁去初算、谁去核定，怎么与左右相对比，恐怕应该有相应机构去督促落实才行，才不至于拍脑袋或讨价还价。
景区降价与现实问题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比如，影响考核指标的问题;影响经济效益的问题;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问题;影响与旅行社等销售因素合作的问题;影响景区管理服务质量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国家将国有重点景区降价作为一项要坚定实施的政策，就应该统一收集和研究这类问题，既有政策能够予以解决的，就应加强要求和指导;若现有政策不能解决而又具有普遍性的，应该给出一些新的政策，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则性的方向要求。
魏小安：为旅游企业培育健康的成长环境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原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我个人不赞成景区大降价的趋势。景区如果免费，会让我们一流的景区资源变成最差的产品，大幅降价，会失去投资和维护的积极性。中国旅游四十年的起伏，在改革方面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应该考虑到市场需求、市场结构、市场运行、市场机制，离开市场，寸步难行。
中国旅游四十年，现在已经到了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质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下中国旅游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短板，在于缺少健康的企业。经营分散、力量薄弱、效益差，这是中国旅游企业多年以来的问题。小不是问题，服务型企业应当服务居民，而我们旅游传统企业中大而不强，多数勉强维持，新型旅游企业后来居上。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业素质和企业发展方面，培育健康的成长环境，引导健康的市场竞争，形成“顶天立地”和“铺天盖地”相结合的产业格局。
企业是行业的根基。首先是不要认为上市旅游公司是地方国企的下属公司，上市公司是一家公众公司。体制之痛，慢慢摸索、慢慢改吧。有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还要靠景区，怎么改?能一下把县长工资改没了?
何建民：降价要考虑股东利益，正确界定市场和公共部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旅游管理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内旅游业既是产业又是事业，具有双重属性，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各地发展程度不同，各地政府对景区降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可以理解。有关景区降价问题，如果景区投入资源全部是国有的，政府代表国家要求降价，合情合理。
但目前的问题，涉及到景区是“部分利用了公共资源”，有其特殊性，核心是要正确界定市场部分和公共部分的关系。如果完全公共性的资源，应该实行国家公园制度实行全额财政拨款。目前的情况：尽管国有景区的自然资源都是公共的，但相关配套设施等是由当地政府或者相关企业投资，实际上是PPP模式，景区本身并非是完全公共性的产品。
另外，我国著名的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景区，如黄山，九寨沟，大多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实质是发展扶贫产业。游客大多数是相对富裕的人群，来自发达地区，如果降价在执行中没有好好进行成本核算的话，让全国人民去分享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等，也会带来严重问题。涉及到国有控股等有社会资本参与的景区上市公司，不仅要考虑成本，也应该考虑股东的合理回报。
所以，要有制度、有程序，目前首先是相应的法规还不完备，尤其是对“公共资源”的界定还不够清楚。二是要有一个公正的程序，更加注意合理的成本核算和利润核算，降价是否可以实行听证，听证可否邀请股东?我们还可以有事后检查制度，看调价以后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续发展?可以按照旅游法定期和及时的调整定价。
贺燕青：理顺景区的管理、执行力和激励的关系
(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社会服务行业首席分析师)
虽没有统一降索道价格或摆渡车价格的政策出台，但后续门票继续降价和景区内交通降价的预期比较确定，部分上市公司超预期降价，一方面体现主管部门对于政策预期的判断和积极应对，对国家要求尽快实现旅游景区公益性目标的践行。另一方面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政府层面也希望通过景区大力度降价吸引游客，有利于打造全域旅游新形象，提升地区整体竞争力。
上市公司体内的景区门票价格、索道价格以及交通车价格的调整，确实会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产生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景区的公益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的转型。对于目前部分“门票经济”依赖较重的景区来说，生存可能逐渐困难，但对管理机制灵活，创新和内容服务能力充足的景区公司来说，则是很大的机会。
综合来看，解决方式一定不能是停止降价或抬升价格的老路。而是首先从政策面上，通过合理长效的体制机制彻底改变“门票经济”下景区的运营和发展模式;其次从公司层面上，通过合适的管理改革和激励机制，锻造出一支谋转型、谋发展、切实着眼创新的管理团队;从企业主观上讲，将景区发扬壮大作为目标，丰富景区业态、提升休闲度假体验，拉长游玩时间，提升景区的增值服务等。更加市场化的管理，明确景区的权属和战略的统一，由专业团队来运营，是眼前相对可行的道路。如何理顺景区的管理、执行力和激励的关系，将是短期内景区转型的相对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