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城在得到保护的前提下也需要发展。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百姓的意愿。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和文化产业大繁荣过程中，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已成为热点问题。在古城保护与发展的进程中，既有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台儿庄古城这样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双赢的典型;也不乏“拆真建假、人去城空”等损害古城历史文化传统、罔顾民生的反面事例，叹息之余令人痛心。
前不久，本刊记者走访了全国多个古城保护与发展的热点城市，试图在呈现当前我国古城保护与发展概貌的同时，挖掘古城科学发展的启迪，探究古城开发之殇的警示，以为后来者镜鉴。
警示：有多少古城毁在开发中
近年来，各地对古城镇进行修复与开发的热情不断高涨，这一过程中，各地探索出了不同的建设模式，有些地方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有些地方则步入歧途，不但未能利用古城建设取得期望的经济社会效益，反而给古城带来难以挽救的破坏，其中的教训令人警醒。
决策理念走偏 拆真造假频发
今年年初，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检查中发现，湖南岳阳、山东聊城等8个城市因保护不力，致历史文化遗存遭到破坏，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受到严重影响，这其中有不少地方是拆真造假的典型案例。
在2012年6月召开的“纪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就曾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为，并直接点名批评了聊城市“成片历史街区被拆掉，统一建仿古建筑”的做法。
2009年，聊城市启动古城重建计划，但没有遵照同济大学专家组编制的整体规划，而是将大片老街区拆除，同时大量建起仿古宅院。对此，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说：“聊城古代街巷基本格局虽然还在，但是里面的建筑基本都变掉了。”
而今，站在聊城市中心——有着“天下第二楼”之称的光岳楼楼顶四顾，这座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运河古城四面的主干道两侧，新建的仿古建筑比比皆是，而原本的古建旧屋基本被夷为平地，让位于那些新建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随着那些古建旧屋及其周边道路的拆除，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原貌化作一地瓦砾。
湖南岳阳的情况与此类似。岳阳历史文化名城是由翰林街、楼前街、塔前街三条历史文化街区支撑起来的。目前翰林街已经消失，楼前街陷入瘫痪，塔前街则命运未卜。翰林街是晚清风格的老街区，原址在一地产项目开发范围内，于是街道内的老建筑被拆除殆尽。
现在慕名到岳阳的游客，只能到洞庭湖边、岳阳楼旁新建的汴河街去遥想岳阳的历史和文化。在不少土生土长的岳阳人和文物保护专家眼里，这条号称全国面积最大的“仿宋一条街”毫无历史感和文化味，是典型的假古董。
还有著名的江南水乡古镇南浔，在承包给旅游公司之前，镇内历史建筑古色古香，尽显江南韵致。承包给旅游公司以后，20多幢古建筑统统被拆除，变成统一样式的仿古建筑，连门窗结构颜色都一样，古镇的整体布局遭到严重毁坏，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出现这种拆真造假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决策者严重缺乏文物和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明白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走过30多年，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地方决策者对文物保护意识和理念的培养还亟待加强。
虽有规划难落实 文化遗产遭破坏
截至目前，我国119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绝大多数都编制了古城保护规划，这些保护规划协调了古城文物保护与一般性改造和建设之间的关系，在保护古城文化遗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存在有规划不执行，甚至擅自变更规划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因为财力不足、无力实施，有些则是为了眼前蝇头小利，故意不按照规划执行，这种或被动、或主动的行为，都使得古城遗产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的商丘古城，是国内唯一一座“内城、城湖、城郭”三位一体、保存完整的城池，同时也是全国罕有的4000年来不断依托原址重建、形成六座城池“城摞城”格局的古城，其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价值堪与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丽江古城相媲美。
多年以前，当地政府就聘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严国泰等编制了古城保护规划，然而，该规划由于财力不足等原因迟迟得不到实施。如今，这座绝版古城正面临着生产生活的双重挤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巨大挑战。
据睢阳区文化旅游局的调查，1.13平方公里的古城内城里，常住人口高达3万人。此外，这里还云集着21个行政事业单位、10个商业金融单位、15家企业、14所学校、4家医院、54个厕所以及93条道路。当地人形容说，“古城虽小，人满为患;百业汇聚，五脏俱全”。
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古城内除了归德府文庙、侯方域故居等知名景点保存较好外，许多居民的房屋和商户经营的场所均已十分破败。学生下午放学时整个交通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不少厕所因人满为患来不及清扫，向街道散发着恶臭。拥挤的窝棚、破败的建筑、横流的污水，还有刺鼻的空气，给古城的保护与发展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据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仍有27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没有编制保护规划。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城市保护规划编制滞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害怕规划束缚地方大拆大建的手脚。而对老城大拆大建的背后，又有一个巨大的“利”字在舞动。这些没有规划乱建设、有了规划不落实的行为，已经成为古城遗产保护面临的现实威胁。
债务风险隐现 人去城空堪忧
伴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改善后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提升，我们将逐步迈向“休闲时代”，而古城被认为是最适合发展休闲旅游之地。因此，古城保护与开发被不少地方作为推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一大支柱产业。根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至少有20个城市正在进行或谋划加入古城保护与开发的行列，试图从红红火火开展的“古城休闲游”中分到一杯羹。这些项目投资少则数亿到数十亿元，有的甚至高达数百亿元。
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自2008年开始古城建设与修复，预计总投入将达到数百亿元，其中仅银行贷款就高达100亿元;大同这个城市属于“吃饭财政”，百亿元的贷款将成为一笔巨大债务。此外，湖南拟55亿元打造“烟雨凤凰”，即在凤凰古城边再造一座“山寨古城”;武汉拟投入百亿元恢复建设武昌首义古城……如此等等，屡见不鲜。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不少古城的开发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决策者希望通过古城开发来实现土地升值，再通过土地运作、旅游开发等手段，以及经营改造后的古城来收回投资，这种古城建设模式存在很大的风险。
一方面，古城修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文物保护、建筑施工、融资担保等诸多环节，稍有不慎就会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经营压力，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效益为主导来进行古城开发，从而突破文物保护红线，对古城遗产造成开发性破坏。
此外，古城修复还容易造成政府财政的“分配不公”，政府有限的财力在古城修复上投入过大，就会导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投入减少，从而引发群众的怨言，导致在古城修复中失去民意支持。
除了债务风险之外，一些地方在古城开发中还大量迁出原住民，出现“人去城空”等罔顾民生的问题。专家质疑，古城原住民搬迁离开以后，古城内都是外来的商户，这种“人去城空”的开发模式实不足取，一座空城何谈文化?原住民全部搬走之后，古城就丧失了原有的传统、民俗与特色，最终成为一座“死城”!
谢辰生说，事实上，目前国内古城保护与利用真正做得较好的，也就是平遥、丽江、台儿庄等少数古城，那些重建的古城，仿古的建筑到底能产生多大吸引力?地方决策者们对古城保护与开发所面临的风险应及早审视、未雨绸缪。
